筆者序：非常榮幸能夠參與徐老師國際巡迴展的第二站，並以文字分享這段經驗。在訪談中徐老師曾提及，這一連串的國際巡迴展，對他而言是跳脫日常創作節奏的歷程，在移動間觀看、思考和創作。我認為這趟旅程如同不斷開展的「英雄旅程（Hero’s Journey）」，離開原有的世界，在異場域中經歷試煉，並在往返之間，重新理解創作與自身。
來自文明的召喚
凡湖如一匹鈷藍色的錦帛，以細密的針腳緊貼凡城之腹，阿克達瑪教堂（Akdamar Church, Armenian: Surb Khach Yekeghetsi）彷彿是錦帛上紅褐色的古老結點，白雪如純潔之塵，覆於其上。烏拉圖爾文明（Urartian civilization）的興衰幽居於落塵之下，沿著針線穿梭的渠道，潛伏於凡湖水怪的棲所。
當外來者踏入此地，白雪皚皚得晃眼，古老結點隱隱震動，針線游移過的路徑化作水之渠，有滄滄之聲自湖底而鳴：
此為Tariria之園。
以偉大Haldi之名 ，建之、種之。
若有更改、毀壞者，將永遠背於光明。（註1）
土地之靈彷彿也回應著低鳴，黃桃樹的枝枒微動，白雪滑落，落於Tariria果園之上，迷迭香墨綠色的香氣沿著雪水暈染開來，流淌至外來者的鞋履旁。
他的步履深深地紮進雪地裡，每前進一步，腳印下的植物根系便更清晰了一些；越往果園裡頭走去，他彷彿見到「Menua運河」（註2）如細密的織線遍佈在這片土地之中，成為烏拉圖爾文明的榮耀；也見到了「園藝」（gardening）這樣的人類之力首次介入了自然，使存活（living）不再被動：使水得以停留，生長得以被引導。
再往遠方看去，水源自凡湖旁的高山上引下，流入「Tariria」（註3）的梯田，灌養了葡萄樹，他彷彿能想像，當王國消逝、烏拉圖爾文明崩塌後，亞美尼亞人（Armenian）如何繼承了葡萄栽培（viniculture）與醞釀技術，歷史之醇厚如何使Erciş黑葡萄所釀之酒增添一酯陳味。（註4）
他的步伐不再只是前行，而是被召引，被湖底之聲，被土地之靈，被運河之水，被古老的「園藝」（註5）召喚，那聲音並非他的語言，卻使他悸動。彷彿有某種更深的記憶潛伏於血液之中，脈搏舒張而逐漸甦醒──那並不是被理解的，而是被記起的。在他熟悉的文明之中，這樣的動作早已有其形象字──「藝」，如同阿克達瑪教堂外的壁畫一般，並非抽象的符號，而是一種被描繪的故事：人跪於地，以雙手栽植、覆土。於是他忽然意識到，所謂「園藝」，從來不只是技術，而是一種古老的人類的姿態。
他停下腳步，回頭凝望，雪地上一串深沉的足印。當雙手觸碰到深陷於足印裡頭的、被埋藏在植物之根下的泥土，指尖所及已不僅僅是此刻，而是三千年裡頭，運河曾經流過、根莖曾經伸展，人類曾跪伏於上的痕跡，他忽然明白，召喚之聲從來不是來自遠方，而是來自大地本身，來自泥土與河流，來自一個反覆卻未曾終止的動作──來自文明。
白雪仍皚皚得晃眼，他緩緩站起，沒有再回頭。
當腳步再次落下，已不純然只是行走，而是回應著來自文明的召喚。
於是，徐永旭踏上了旅程。
臺南至凡城
若將這段旅程攤開於地圖之上，它是一條自臺南出發，跨越歐亞大陸，最終抵達土耳其東部凡城的路徑。飛行、轉機、再飛行，身體被推進於空間之中，時間在時差之間鬆動，日常的節奏逐漸失去依附。然而，這8,000餘里的距離，並不只是一次圖紙上的線性移動。對徐永旭而言，國際巡迴展「薛西弗斯的疑惑」自韓國首爾啟程，行至凡城，並非只是相同的作品在不同城市之間展出，而更像是一段在不同時空之中持續展開的挑戰──在移動之中不斷疑惑，也不斷回應疑惑。
這段移動之中，亦有同行者（ally）的加入。展覽場地Tariria Kültür, Sanat ve Gastronomi Merkez（下文簡稱Tariria）的擁有者Bekir先生，與建築師陳家毅（Ar. Tan KayNgee），共同構成了此次展覽得以發生的場域。他們宛如引水人，將徐永旭的作品引入這個古老的沉積已久的河道裡，當藝術之水如潮而來，水花四逸，擊進觀者之心。
如果說上一站的首爾提供了一種當代雕塑的觀看脈絡，那麼，此站的凡城則像是靜佇的時間場域，召喚藝術家，也召引觀者前來。這座曾是烏拉圖爾文明首都之城，歷史並未凝止於古王國的輝煌，而是如沉積的岩石般，一層訴說天之廣闊，一層訴說地之潤澤，人類站立於此，感受到的本就不只是當下，而是多個時代裡頭，人類何其渺小，又何其偉大。在凡城，天、地與人自有所連結，在Tariria果園地裡，園藝之匠以雙手耕作土地，使種籽得以茂盛；而在徐永旭的創作裡，他亦以雙手捏塑泥土，在時間的限制下，反覆推進物質的極限。
當「藝」者以雙手撫地，重量落於其上，人類既在形塑，也在身體軌跡的移動中被形塑；既在介入自然，也在回應自然之限制。正因如此，當這段雙重的「身體移動」同時落於凡城，凡城早已不是一個目的地，而是雙重磁場相疊的場域。在此處，「移動」也不再只是八千公里的距離，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顯現為一種具體的處境。
作品、身體與空間開始彼此牽動，原有秩序裡的預設的條件，在現場之中逐一脫離：作品的運輸、人員調度、空間的光線，甚至「時間」本身，都成為了需要被回應的因素──一場試煉悄然開展。
佈展的試煉
試煉從未以聲響揭示，也並非跨越場域的那刻開始有所警示。它不是驟然降臨，而是在一切看似已然就緒之際，悄然鬆動。原先被安排妥當的運輸路徑：自韓國返臺，再由臺灣出發，抵達凡城，在時間的推移之中逐漸失序。原訂於開幕前三日抵達的作品，不期然地停滯在未曾料及的道路上，原因曖昧不明，時間刻刻在蒸煮徐永旭及佈展公司（達奇藝術管理有限公司）。
而此站的凡城本身，亦是試煉的一環，大雪覆蓋了入口處的地面，徐永旭和其工作團隊在焦急中彎身剷雪。與此同時，多數土耳其人信奉的伊斯蘭教，也恰巧輪轉到齋戒月，不但改變了當地工作夥伴的工作時間，也考驗著他們的身體與意志；語言的隔閡在此處被放大，詞語難以一次性抵達，而需在雙方的手腳比劃下互相理解。
分秒在等待中變得濃稠，每一枚「未到」都牽引著後續的秩序，原先規劃好的佈展流程全數懸置。直至開幕前一夜，十點零二分，貨車終於出現在會場之外。冷冽的白色強光於夜色之中亮起，卻使人心頭微微發暖。眾多人影低伏，雙手在物與物之間反覆丈量、移動，然後安置。一時間，宛若每一枚「到達」的齒輪終於開始轉動，現場逐一恢復秩序。
然而，隨之而來的便是另一場關於「時間」的試煉，距離隔日的記者會只剩14小時。在闇黑的天幕下，一個個龐然木箱被推入展間，緊接著，拆卸、開箱、抽出保護的泡棉袋；數隻雙手深入狹窄的縫隙中，觸及尚帶著遠方氣味的作品，再謹慎地移動、安置。佈展動作一再重複，沒有停頓，也無法停頓。現場彷彿也回應著展名 「薛西佛斯的疑惑」：「不斷地推動，究竟是為了什麼？」
指針不斷地移轉，約莫凌晨三點半，寒氣逼至，眾人的神經逐漸遲鈍，唯有手中的重量仍然清晰。此刻，徐永旭與達奇佈展團隊之間，言語已減至最低限度，取而代之的是長久配合的默契，眼眸流轉間便知曉，哪處需稍微抬高一些、哪處又該低一些。此時，工作團隊面臨的問題是──該衝刺完成佈展，還是待明日再繼續做完？顯然，徐永旭及其團隊並未猶疑許久，雙手再次抬起，重量再次落於身體之上。疲憊並未消失，只是暫且被意志推至感知之外，留下持續進行的動作。
時序至凌晨五點半，名為佈展之試煉終於結束。當眾人推門而出，天色尚未完全明亮，細碎的雪花正自高處緩緩落下，無聲覆於室外的作品之上。那一刻，彷彿一切的勞動與疲憊，皆被輕柔地安撫。在伊斯蘭的信仰裡，人們相信行於正道之上，終將得到來自真主的回應與回報。此刻純潔的雪花，彷彿是上天贈予薛西佛斯之回禮。然而，禮物的後頭並非終點，此刻距離中午12點的記者會與開幕活動，只剩下短短六個小時，佈展的終點，正在同時成為展覽的起點，也使「薛西弗斯的疑惑」似乎離解答更近一步。
薛西佛斯的疑惑
清晨的雪花尚未融盡，展場的燈光已然亮起，空氣中除了刺骨的冷，還有些許顫顫的期盼。此時河道已備，引水人已到，只要閘門一起，名為「藝術」之水便能滂薄而下，流向待潤的棵棵果樹。12點半，記者會如期展開對談，不似東亞場域的媒體經常詢問技術層面上如何完成，現場的提問更頻繁地指向另一個問題──為何選擇陶土這樣的媒材？
如此提問或許並非偶然，而是文化差異，相較於創作的技術，媒材的選擇更直接地彰顯了藝術家自身與作品之關係。徐永旭則表示，陶是一種非常矛盾的材料，濕潤時柔軟；乾燥與燒成之後，它又變得脆弱。正是如此不可掌控性，使得創作有了臨界的空間。而在這狹窄的、臨界的空間裡頭，如何尋找重量、結構與乾燥速度之間的平衡，便是創作的一環，或者說，「疑惑」的一環。
「創作」的不斷推動、不斷尋找平衡，「佈展」的不斷進行，再更宏觀一點，整趟「旅途」本身，便如同持續而未止的推動石頭。然而，不斷地推、不斷地前進並非徒勞，而是在留下存在的證明。正如同徐永旭的作品中往往有些許裂痕，然而，正是因為這些人類的痕跡，才使得光輝能夠穿透縫隙，映出熠熠的亮影。
在開幕活動中，凡城觀眾滿聚於會場，現場踴躍地向這位外來藝術家提問，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觀眾問道：「何以作品以彎曲、轉來轉去的姿態呈現？」，徐永旭的回答十分簡要而精準：「因為當陶土要崩潰的時候，我就轉彎。」
多麽美麗、多麽自然。世界上的古文明大多都源於河流，藝術便如同水流，跨越了語言、種族與時空；當「水」經歷不斷的「轉彎」後，文明與文明之間才能互通，人類與人類之間才能有所共鳴。徐永旭便如同那浪潮，順承水流而轉，在崩塌的邊界持續前行。於是，「轉彎」不再只是表現形式的選擇，而是在臨界之中仍然持續行動的方式──當石頭一次次滾落，薛西佛斯仍再次推動之時，疑惑不再渴望答案，答案自在行動裡頭。
返回與啟程
當徐永旭再次返回日常，雪地裡的足印、Menua河道與Tariria果園，如同根系一般，潛伏於心底。在這個即將被重新書寫的時代，由複製築構出的「生成」時代，他所帶回的，不只是那些根系，更是一種堅定而緩慢，且無法取代的動作──那是薛西佛斯不斷推動石頭的動作，那是人類俯身於地，以雙手栽種之姿。
此為Tariria之園。
以偉大的Haldi之名 ，建之、種之。
若有更改、毀壞者，將永遠背於光明。
臨別之時，那湖底之聲又再次響起。手中的大石上，好似一閃而過一串文字：
以Tariria之名，外鄉人，願光明永遠與你同在。
徐永旭低頭凝視，指尖觸及石面，那似乎並非祝福，亦非允諾，更像是一種無聲的交付，將那關於「藝」的古老動作，從此地帶往他方，帶到另一個召喚他的文明──義大利塞拉維察（Selva）。
註釋
註1 本段語句並非原文，乃根據烏拉爾圖時期多則岩石銘文轉化而成，包括 Kadembas（Tariria）運河銘文、Köşk 石碑（Menua）以及 Karataş（Sarduri II）銘文。原銘文內容分別涉及葡萄園之命名、灌溉與種植，以及對破壞者之詛咒，本文在不改變其語義的前提下，進行語氣上的整合與轉寫。相關銘文之釋讀皆源於土耳其學者 Rafet Çavuşoğlu，資料見於Enometrics XXII: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eer-Reviewed Conference Proceedings（Brno: Mendel University in Brno, 2015）。
註2 Menua運河（亦稱 Şamran／Semiramis Canal）為烏拉爾圖國王Menua（約西元前810–785/80年）所建之大型灌溉工程，水源引自凡湖周邊高山之泉水與融雪，主要用以灌溉凡城周邊農地與葡萄園。考古與文獻資料顯示，烏拉爾圖之園藝系統多依附於運河而建，透過分支水道灌溉，形成沿線分布之果園與梯田；Tariria 果園即設於運河擋土牆下方之人工梯田之上。此一水利與園藝之結構，使 Menua運河不僅為基礎設施，亦為組織土地與生長之核心系統。相關論述見於 Veli Sevin, “Urartian Gardens”，資料由Tariria團隊提供。
註3 Tariria為烏拉爾圖國王Menua之妻，其名見於 Kadembas（Katepans）岩石銘文，該銘文記載一處以其命名之葡萄園（Taririahinili）。考古與文獻研究指出，此類葡萄園多依附於灌溉系統而建，並與Menua運河之水利網絡密切相關；Tariria果園即被認為位於運河擋土牆下方之人工梯田之上。相關銘文內容及其釋讀源於土耳其學者Rafet Çavuşoğlu，見於Enometrics XXII: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eer-Reviewed Conference Proceedings（Brno: Mendel University in Brno, 2015）之相關論文，以及Veli Sevin, “Urartian Gardens” ，資料由Tariria團隊提供。。
註4 烏拉爾圖文明以農業與灌溉為基礎，其葡萄栽培與釀酒技術已相當發達。考古發掘於 Ayanis、Erciş（Çelebibağ 遺址）及 Çavuştepe 等地發現酒窖、酒器與相關銘文，顯示葡萄酒在其社會中具有廣泛使用與儀式性意義。烏拉爾圖之葡萄栽培與釀造技術承繼自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並於其文明衰落後由亞美尼亞地區延續與發展。Menua運河等灌溉系統之建設，亦被認為與葡萄園之維持密切相關。資料來源同上註。
註5 “Gardening has begun as the critical intermediate step between hunting and gathering and agriculture… gardening is also as old as civilization.”（園藝作為狩獵採集與農業之間的關鍵過渡階段出現……並且與文明同樣古老），見同上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