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消費動機研究指出，擁有物件不僅是自我表現，亦有助建立人際連結與群體歸屬。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韓國文物消費亦如此，其流通與收藏是社會變遷一環。此時期朝鮮半島的企業家、外交官、政治家、古董商與學者交織的關係網絡，於特殊的社會、政治與經濟條件下，在短時間內促成對特定器物類型的興趣。在東亞以外的藝術市場，英美收藏家是最早購尋韓國文物的西方人士，其對高麗青瓷的興趣促成重要的私人與公共收藏，甚至可與日本收藏抗衡。
19世紀後半西方對韓國歷史文化的理解框架
19世紀歐美人士在日本的學術與收藏活動，對韓國歷史文化如何被理解產生重大影響。自美國海軍軍官培里（Matthew C. Perry，1794-1858）於1853年率領「黑船」抵日後數十年間，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迅速擴張，明治政府於1860年代末推動教育改革時，已有許多美國人在日本擔任教師、技術人員與專家顧問，部分人士於1880年代初至中期轉赴韓國任職。因此，英語世界的韓國藝術研究，主要由1860至1880年代在日本生活、工作與旅行的少數美國人主導。
由於日本是前述人士進入東亞的起點與最初關注對象，遂成為衡量韓國歷史文化標準，在其撰寫韓國相關著作時，相當依賴日本的歷史與當代資料，日本的審美趣味無形中影響其對韓國藝術的興趣。1880年代曾在韓國活動的美國人中，摩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1838-1925）的收藏與研究活動對韓國文化的理解產生深遠影響。摩斯1877年抵日，擔任新成立的東京帝國大學動物學教授，期間系統性地大量收藏陶瓷，藏品逾5,000件，其中包括少量韓國陶瓷，後因經濟困難於1892年將藏品售予波士頓美術館（圖1）。（註1）摩斯曾推薦學生費諾羅薩（Ernest Fenollosa，1853-1908）擔任同校哲學與政治經濟學教授，費諾羅薩於1878年抵日後轉向藝術研究。在1880年代返美後，透過講學、著述與在波士頓美術館的策展工作，對東亞藝術理解產生重大影響。
摩斯與費諾羅薩對韓國藝術的理解，受19世紀末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將自然選擇理論應用於歐美以外區域，並以非西方物質文化分類全球社會，強調進步與擴張概念。例如：美國藝評家賈維斯（James Jackson Jarves，1818-1888）認為，中日韓的藝術關聯密切不易區分，三國間必存在產品與工匠交流，雖有眾多因素促成民族風格融合，但日本人的內在特質始終位居上風。此類推崇日本藝術優越性的觀念發揮重大影響，逐漸形成審美原則與藝術時期分級的標準，其中對於「高峰／衰退」時期的界定，直接影響了購買決策。
1880年代歐美出版的東亞相關著作顯示，收藏家、學者與一般大眾均對韓國抱持興趣，但在苦無資訊下，遂轉向日本尋求文獻，相關紀錄中韓國工匠被描述為將佛教傳入日本的中介者，亦為日本佛教雕塑、薩摩陶與其他藝術形式的開創者，致使人們普遍相信此一說法。歐美收藏家對韓國陶瓷的興趣即肇因於此，尤其是韓國陶工在日本陶瓷發展中的奠基角色，例如：1799年在大阪出版的《山海名產圖會》，全書介紹日本各地產品的技術與產業，其中關於九州有田製陶的肥前伊萬里瓷器內容，於1856年被譯為法文轉介歐洲，並指出新羅王子於西元前27年移居日本，由此開啟日本製陶事業。
日本於1876年迫使朝鮮簽署《江華條約》終結鎖國政策後，朝鮮陸續於1882年、1883年分別與美英二國締結類似條約。當歐美人士得以進入朝鮮半島後，隨即發現與日本陶瓷不同的單色釉青瓷，造型、色澤均與中國文獻如《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所述相符，此書曾於1856年出版的《景德鎮陶錄》法文譯本《中國瓷器史與製作》（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中提及，因而被認定為高麗王朝作品，時至1880年代中期已被視為極具吸引力的收藏品。
高麗青瓷在西方收藏圈的形成與擴散
古董青瓷需求的增加，使朝鮮半島的墓葬盜掘情形亦日漸嚴重。最早提及盜墓的記載之一，乃出自李裕元（1814-1888）《林下筆記》所述，一名開城人盜掘高麗王陵，並將玉帶與數件青瓷以七百金售出。1880至1890年代盜墓者多於夜間秘密販售，至20世紀初，古董商已公開交易，利潤豐厚。1904年刊行的《韓國創業指南》即指出，高麗青瓷在韓可10圓購得，售至歐美可得數百圓，故此建議創業者可雇韓人盜墓或直接購地挖掘。當時品質最佳的青瓷多出自開城附近的高麗王室與貴族墓葬，尤其在京義線鐵路（南韓首爾至北韓義州）施工期間，開城附近大量墓葬遭到破壞（圖2），出土陶瓷器激增，更助長古董市場交易。
當時的首爾為歐美、日本人士常駐的國際中心，各方在半島上競逐影響力與主導權，藝術做為政治版圖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透過收藏與擁有文物彰顯在韓國的地位，有人為興趣收藏，有人為博物館蒐集文物，以提升公眾對韓國的認識。朝鮮高宗與王室成員則向外交官贈送陶瓷、屏風與其他物品，以締結盟誼。其中較具代表性者為美國駐首爾公使艾倫（Horace Allen，1858-1932，圖3）。艾倫於1884年抵韓後，得知高麗陶瓷價值甚高，且精品競爭激烈，在同年獲朝鮮高宗致贈一件高麗青瓷盤後（圖4），遂開始蒐集高麗陶瓷，並於1884年至1898年間建立系統收藏，時至1901年已至少擁有75件高麗陶瓷。（註2）若將艾倫的收藏置於當時的歐美公私收藏來看，其規模罕見，主因在於當時多數的韓國陶瓷收藏皆包含各式來源可疑的器物，其中真正出自朝鮮半島製造者寥寥無幾，而Allen所擁有者則為燒製於高麗王朝的青瓷（圖5）。
此外，達納（Charles Anderson Dana，1819-1897）亦為美國頂尖陶瓷收藏家之一，其收藏規模與品質咸認可與大英博物館的法蘭克斯（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1826-1897）、巴黎羅浮宮的格蘭迪迪埃（Ernest Grandidier，1833-1912）等人收藏媲美。達納的陶瓷典藏範圍廣泛，反映其對於陶瓷在不同區域發展與傳播的理解，尤其關注來自海上絲綢之路的產品，然其主要興趣仍在中國明清瓷器，因此品質精美的高麗青瓷亦成為其收藏對象。達納的遺產於1898年由紐約美國藝術協會（American Art Association）拍賣，總額近19萬5,000美元，（註3）競標激烈，高價頻出，引起巨大轟動，吸引來自海外與全美各地藏家，其中即包括弗利爾（Charles Lang Freer，1854 -1919）。
弗利爾的藝術收藏始於1880年代，最初集中於歐洲與美國版畫，1890年弗利爾於倫敦與惠斯勒結識後，注意力遂轉向東亞與日本藝術，日本古董商亦積極鼓勵購藏韓國陶瓷，對其東亞藝術收藏影響最大者為山中商會，此商社於1895年由大阪出身的山中定次郎（1866-1936）創立（圖6），弗利爾收藏中的韓國器物皆由其紐約分店購得。20世紀初，弗利爾的韓國陶瓷購藏重心逐漸聚焦高麗青瓷。首次購藏的高麗青瓷即出自開城附近高麗王陵，為確保典藏水準，他常向重要學者、策展人與經銷商請益。摩斯與費諾羅薩即為其諮詢對象，除提供學術建議與出版收藏，亦時兼經銷角色，三人認為透過器物的研究展示，可呈現歐亞藝術在色調、線條與工藝技術上的內在關聯，展現極為關注歐亞藝術文化共振的一面，韓國陶瓷的購藏也支撐此一論述。弗利爾於1907年得知艾倫欲出售個人收藏，儘管未親見該批文物，但仍遂積極託人斡旋，可見對艾倫專業鑑賞眼光之信任，後於1909年經山中商會紐約分店仲介，購得一批包含梅瓶、瓜形注子在內的32件高麗青瓷，（註4）由此確立其做為韓國陶瓷權威藏家之地位（圖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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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青瓷在西方收藏與知識體系的建構
20世紀初期的中國，隨著鐵路發展而發現大量墓葬，導致各類出土陶瓷器開始流入市場，其中最受歡迎者為定、汝、官、哥、鈞等宋代五大名窯與耀州窯、景德鎮窯、龍泉窯等產品（圖9），此類器物的流行代表收藏趣味改變，亦即由此前在歐美盛行的色彩鮮豔、裝飾繁複之明清瓷器，轉向較為含蓄的單色釉瓷器。時任大英博物館英國與中世紀古物暨民族學部主任里德爵士（Sir Charles Hercules Read，1857-1929）認為，此類瓷器因年代不確定與外觀相對粗獷，足以讓一般業餘愛好者卻步，而資深藏家則可藉由收藏早期中國陶瓷，將自己與新手區隔，宣稱自身收藏不僅更具學術性，亦更符合中國審美價值，而非僅止於明清彩瓷的流行趣味。
對中國青瓷的迷戀日增之際，歐美藏家對高麗青瓷的興趣亦同步上升。以英國企業家尤莫霍浦路斯（George Eumorfopoulos，1863-1939）為例，其被譽為20世紀初最重要的東亞藝術收藏家之一。1911年向大英博物館捐贈33件韓國陶瓷，其中多為高麗青瓷，隨後又捐贈24件高麗青銅器，最大一批韓國文物收藏則先後於1936年與1938年進入大英博物館，其中包括一件極為罕見的釉下銅紅彩高麗青瓷碗。該碗曾以「重要標本」的身分，於1921年在倫敦東方陶瓷學會展示，並在同年刊登於該學會會刊創刊號。由於經濟大蕭條對莫霍浦路斯財務造成嚴重打擊，因而放棄原本將藏品捐贈國家的計畫，改以遠低於實際價值的10萬英鎊出售，但大英博物館及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A）均無法單獨負擔，最終由二館聯合購藏，其中多數韓國文物入藏大英博物館，此前V&A博物館即曾於館內北庭設置專門陳列高麗陶瓷與金屬器的展櫃（圖10）。（註5）
另英國藏家勒布隆（Aubrey Le Blond，1869-1937）對於公共收藏亦頗具貢獻，其於1913年赴東亞旅行時，在香港經牛津大學亞述學教授賽斯（Archibald Henry Sayce，1845-1933）建議，應趁美日藏家追捧且價格尚可之際購藏高麗青瓷，遂於首爾藉日本古董商購得大量器物。勒布隆於1914年將143件韓國陶瓷借展V&A博物館，（註6）該館稱其為「在本國幾乎未知之器類」，後於1918年出版首本英文高麗陶瓷專書，由拉克姆（Bernard Rackham，1876-1964）撰寫，奠定後續研究基礎。
再以美國企業家麥康柏（Frank Gair Macomber，1849-1941）為例，其收藏規模包括一批近300件的中國與韓國陶瓷，波士頓美術館曾於1909年展出其中包含37件韓國陶瓷在內的212件陶瓷，麥康柏則於1910年代初向該館售出與捐贈288件陶瓷，其中包括20件韓國陶瓷。（註7）時任波士頓美術館館長的費爾班克斯（Arthur Fairbanks，1864-1944）認為，該批藏品使館方位居中國陶瓷研究趨勢尖端，有助於培養更具智慧的公眾興趣，因而任命麥康柏為榮譽館長。
此外，知名水利工程師菲茲傑拉德（Desmond Fitzgerald，1846-1926）原先收藏印象派畫作，為最早購藏莫內（Oscar Claude Monet，1840-1926、雷諾瓦（Pierre Auguste Renoir，1841-1919）與西斯萊（Alfred Sisley，1839-1899）作品的美國人之一，自1911年起開始收藏中國與韓國陶瓷，時至1914年已有180件韓國陶瓷，1913年開始於自宅旁建館且免費對外開放，館內設計樸素以突顯展品，中央大廳牆面懸掛印象派畫作，陶瓷則陳列於低木櫃（圖11）。菲茲傑拉德的陶瓷收藏雖歷時不足10年，但成功建立逾500件的中韓陶瓷典藏規模，1918年後停止購藏，並於1927年在紐約美國藝術畫廊拍賣藏品。（註8）
1910年代倫敦、波士頓與紐約等地多場展覽，使得高麗青瓷更受矚目，並確立在東亞陶瓷史中的地位。以1914年紐約日本協會（Japan Society）與新成立的亞洲研究中心（Asiatic Institute）合作，在諾德勒畫廊（M. Knoedler & Co.）舉辦的「中國、韓國與日本陶瓷展」為例（圖12），即展出近400件文物，籌備委員會成員包括弗利爾等藏家與山中商會紐約分店，顯示商業與鑑賞之間的模糊界線。（註9）同年，波士頓美術館亦舉辦「中國與韓國陶瓷特展」，展出文物分別包括逾300件漢代至清代的中國陶瓷與約莫100件的高麗陶瓷（圖13），為當時美國相關展覽中規模最大者，展場中的高麗青瓷展櫃並特別註明均出土於韓國墓葬，推測為10至14世紀之陶瓷器，相當強調其考古來源。（註10）
此類強調考古來源的情形，源自人們對陶瓷及其歷史與考古脈絡的興趣日益增長。藏家開始在收藏中加入高麗墓葬出土的金屬器與其他文物，認為此類器物有助於高麗青瓷的研究。例如：弗利爾在1907年至1910年間數次前往中國多處考古遺址後，即認識到考古材料在亞洲藝術研究中的價值，並於1912年參與籌建「美國中國考古學校」，同時逐步累積大量韓國考古出土文物，意在以韓國文物做為研究中國藝術的比較材料，品類包括高麗青銅器、漆器、玉器與其他金屬器（圖14）。此外，前述「中國、韓國與日本陶瓷展」共計展出50件高麗陶瓷，（註11）亦相當強調墓葬來源的重要性，然與當時學者相同，該展誤以為所有韓國墓葬出土陶瓷皆為本地製造，並將其中一件艾倫舊藏白瓷壺稱為「白高麗」，形容此作為「具定窯風格的乳白厚釉白瓷」，主因在於當時藏家、古董商的鑑定標準極為重視釉色與質感，但實際上在1970年代的相關研究中，則確認該類器物為北宋青白瓷，另於弗利爾舊藏中亦見類似情形（圖15）。
結語
高麗青瓷在西方的地位，並非單純因其美學價值而自然確立，而是在帝國擴張、跨國市場、博物館制度化與學術專業化的歷史脈絡中逐步生成。它既是收藏趣味轉向的象徵，也是知識權威競逐的場域，更是東亞藝術被重新分類與詮釋的關鍵節點。透過高麗青瓷的案例，可以看見藝術品如何在跨文化流動中被賦予新意義，並揭示現代博物館與藝術史學科形成過程中隱含的權力結構與文化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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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1 Meech, Julia. “The Other Havemeyer Passion: Collecting Asian Art.” In Splendid Legacy: The Havemeyer Collection, with Alice Cooney Frelinghuysen, Gary Tinterow, Susan Alyson Stein and Gretchen Wold.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1), P.132.
註2 Allen, Horace Newton. Copy of a Certified Catalogue of a Collection of Ancient Korean Pottery: Purchased and Owned by Horace N. Allen. U.S. Minister, Seoul, Korea. (Nak Tong: Seoul Press, 1901).
註3 Wilson, James Harrison. The life of Charles A. Dana.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07), p.506.
註4 Sales voucher no. 18, February 1909, Box 116, Subseries 6.5.2: Art vouchers, Charles Lang Freer Papers.
註5 Nominal file: Chinese Art: th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April 1936 (MA/29/49/1), V&A Archiv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另參見“The Famous Eumorfopoulos Treasure Bought for the Nation for £100,000: Gems from the Greatest Collection of Its Kind Acquired on Terms Which Amount to a Gift,”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January 12, 1935.
註6 Objects Submitted On Approval for Loan, June 17, 1914, Mr. and Mrs. Aubrey Le Blond, MA/1/L594, V&A Archive; Smith to Rackham, Internal Memorandum, July 17, 1918, Mr. and Mrs. Aubrey Le Blond, MA/1/L594, V&A Archive.
註7 John Ellerton Lodg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Acquisitions, Annual Report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38 (1913), p.106.以及Arthur Fairbanks, foreword to Catalogue of the Macomber Collection of Chinese Pottery, by John Getz (Boston: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1909) , no page number.
註8 American Art Association, Chinese and Korean Potteries & Porcelains: Collection of the Late Desmond FitzGerald (New York: American Art Association, 1927); American Art Association, Paintings by the Impressionists: Collection of the Late Desmond FitzGerald (New York: American Art Association, 1927).
註9 “Committee on the Pottery Exhibition” in Japan Society et al, Chinese, Corean and Japanese Potterie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Loan Exhibition of Selected Examples (New York: Japan Society, 1914), no page number.
註10 File: Desmond Fitzgerald, Box: Unofficial Correspondence in MFA Archive from 1912–1922, Asia Department Archiv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註11 Japan Society et al, Chinese, Corean and Japanese Potterie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Loan Exhibition of Selected Examples (New York: Japan Society, 1914), p.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