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舞台之外的目光

近期李多慧穿著北一女制服參與商業演出的新聞,引發不少討論。比起服裝是否合宜,這場爭議背後其實反映出另一個更值得思考的問題:究竟是誰在觀看?又是如何觀看?從演唱會、職業運動、啦啦隊表演到社群媒體,人們早已習慣透過各種舞台觀看他人。觀看者關注的不只是表演本身,也包括表演者的服裝、姿態與形象。與此同時,表演者也透過舞台與媒體,接受陌生人的凝視與評價。觀看與被觀看,早已成為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愛德華.馬奈《女神遊樂廳吧台》(A Bar at the Folies-Bergère),1882,油彩畫布,96×130公分,倫敦科陶德美術館(Courtauld Gallery)藏。引自Wikipedia

此類現象並非始於今日,19世紀的巴黎,同樣是一座建立在觀看之上的城市。伴隨都市改造與商業娛樂發展,歌劇院、咖啡館、百貨商店與夜間娛樂場所,逐漸成為重要公共空間。(註1)人們不只是前往欣賞表演,也透過觀看他人來參與城市生活。馬奈(Édouard Manet,1832-1883)《女神遊樂廳吧台》(A Bar at the Folies-Bergère,圖1)便透過鏡面反射與人物視線,呈現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曖昧複雜的關係。(註2)而在眾多描繪巴黎現代生活的藝術家之中,竇加(Edgar Degas,1834-1917)尤其敏銳地捕捉舞者、觀眾、帽飾店女子與咖啡館顧客的身影。透過這些作品,我們得以重新理解19世紀的巴黎,如何成為現代觀看文化的重要起點。(註3)

一、現代生活登場:竇加眼中的巴黎

今日提到竇加,人們往往首先想到芭蕾舞者,然而在其藝術生涯早期,竇加亦與許多同時代藝術家一樣,曾以歷史畫作為創作重要方向,以《年輕的斯巴達女孩挑戰男孩》(Young Spartan Girls Challenging Boys,圖2)為例,此作便取材自古希臘世界,反映當時法國學院派對古典文明歷史題材的重視。(註4)對當時的藝術家而言,歷史畫不僅被視為藝術成就的最高形式,也代表進入官方藝術體系的重要途徑,但在竇加成長與創作的時代,正是巴黎快速轉型的時期。伴隨都市改造與工商業發展,街道、商店、咖啡館與劇院逐漸成為現代生活的重要場域,相較於遙遠的古代世界,眼前的城市與人群開始吸引藝術家的目光。

愛德加.竇加《年輕的斯巴達女孩挑戰男孩》(Young Spartan Girls Challenging Boys),約1860,油彩畫布,97.4×140公分,芝加哥藝術博物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藏。引自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典藏資料庫

以《亨利.竇加與其姪女露西 / 藝術家的叔父與表妹》(Henri Degas and His Niece Lucie / The Artist’s Uncle and Cousin,圖3)為例,畫中人物並非歷史英雄,而是藝術家熟悉的家人。相較於傳統肖像畫強調身分與地位,此作更關注人物之間微妙的若即若離情感與心理距離,家庭空間不再只是私人生活的背景,而是成為觀察現代人物關係的重要場所。此外,竇加在《帽飾店》(The Millinery Shop,圖4)中,則將目光進一步投向巴黎的商業世界。19世紀後半之際,百貨商店與時尚產業快速發展,帽子成為展現身分、品味與流行的重要商品。(註5)畫面中的女子專注於帽飾製作與挑選,人物與商品共同構成現代都市特有的景象。藝術家所描繪的,不再是歷史事件或英雄人物,而是城市中看似平凡卻充滿時代氣息的日常生活。

愛德加.竇加《亨利.竇加與其姪女露西 / 藝術家的叔父與表妹》(Henri Degas and His Niece Lucie / The Artist’s Uncle and Cousin),1875-1876,油彩畫布,99.8×119.9公分,芝加哥藝術博物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藏。引自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典藏資料庫
愛德加.竇加《帽飾店》(The Millinery Shop),1879-1886,油彩畫布,100×110.7公分,芝加哥藝術博物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藏。引自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典藏資料庫

從古典題材、家庭空間,到商業與消費場所,竇加逐漸將創作重心轉向現代巴黎的人物與生活。當他的目光開始投向城市中的人群時,另一個更具代表性的現代空間也即將進入其作品畫面—巴黎歌劇院,舞者、觀眾與表演在此處共同構成19世紀最重要的觀看場景,也成為竇加最為人熟知的創作主題。

二、歌劇院與舞台:觀看文化的誕生

假若家庭空間、帽飾店與百貨商業世界,所展現者為現代巴黎日常生活的一面,歌劇院則代表另一種更具象徵性的都市景觀。對19世紀的巴黎而言,歌劇院不只是欣賞音樂與舞蹈的場所,更是社交、消費與展示身分的重要空間。(註6)竇加長期關注巴黎歌劇院的舞者與表演世界,但與許多同時代藝術家不同,其甚少描繪舞台上最華麗的瞬間,反而更經常將目光投向排練室、舞台側邊與等待登場的時刻。此類觀看方式,使舞者不再只是供人欣賞的表演者,而是成為真實存在於都市生活中的人物。

愛德加.竇加《黃色舞者 / 側台》(Yellow Dancers / In the Wings),1874-1876,油彩畫布,73.5×59.5公分,芝加哥藝術博物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藏。引自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典藏資料庫
愛德加.竇加《巴黎歌劇院的芭蕾》(Ballet at the Paris Opéra),1877,粉彩與單版印刷,35.2×70.6公分,芝加哥藝術博物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藏。引自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典藏資料庫

以《黃色舞者 / 側台》(Yellow Dancers / In the Wings,圖5)為例,畫中舞者並未刻意擺出優雅的姿勢,而是在移動與整理服裝的過程中呈現自然狀態,人物之間彼此交錯,身體姿態看似隨意,卻透露出長時間訓練所累積的習慣與節奏。相較於傳統藝術強調舞蹈的華麗與完美,竇加更關心舞台背後容易被忽略的時刻。此類對表演日常的關注,在《巴黎歌劇院的芭蕾》(Ballet at the Paris Opéra,圖6)中變得更加明顯,畫面同時呈現舞者、樂師與觀眾所處的不同空間,使觀者的目光在舞台與觀眾席之間來回移動,觀眾、舞者與藝術家之間形成多重視線交錯的關係。作品所描繪的,不僅是舞蹈演出本身,更是圍繞舞台所形成的一整套社會互動。

事實上,19世紀後半的巴黎歌劇院,早已超越單純的藝術場所功能,對許多上流階級而言,前往歌劇院既是欣賞表演,也是參與社交活動,人們在包廂中展示身分與財富,在大廳與階梯間交流人際關係,而舞台上的舞者則成為眾人目光匯聚的焦點。(註7)以《明星》(The Star,圖7)為例,畫面中央的舞者沐浴在聚光燈下,成為全場視線的核心,但竇加並未將畫面完全聚焦於主角身上,在舞台邊緣與背景空間中,仍可感受其他人物的存在。藝術家似乎不斷提醒觀者,所謂的明星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觀看關係之上,正因有人觀看,舞者才成為舞者,也正因有無數目光匯聚於舞台,明星才得以誕生。

愛德加.竇加《明星》(The Star),1879-1881,粉彩紙張,73.3×57.4公分,芝加哥藝術博物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藏。引自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典藏資料庫

透過前述作品,竇加不僅描繪巴黎歌劇院的表演世界,更是現代觀看文化逐漸形成的過程,舞台上的表演、觀眾席中的凝視,以及後台不斷重複的訓練與準備,共同構成19世紀巴黎獨特的都市經驗。當觀看開始與娛樂、社交、身分展示結合時,明星文化的雛形也逐漸出現,時至19世紀末,此類觀看文化將不再侷限於歌劇院,而是進一步擴展至咖啡館、舞廳與紅磨坊等更具商業色彩的娛樂空間。

三、娛樂、消費與明星

前述巴黎歌劇院所代表者為上流社會的觀看文化,接續於19世紀後半迅速發展的咖啡館、馬戲團與舞廳,則讓觀看逐漸走向更廣大的城市人群。當娛樂活動開始與消費結合,娛樂就不再只是藝術欣賞,而是逐漸成為可被經營、販售與消費的都市經驗。以竇加《咖啡音樂會》(Café-Concert / The Spectators,圖8)為例,19世紀巴黎的咖啡音樂會結合餐飲、音樂與表演,吸引各種不同階層的市民前往消費。畫面中的觀眾不再端坐於歌劇院包廂,而是在輕鬆的氛圍裡一邊飲食、一邊欣賞演出,相較於歌劇院較為正式的觀看方式,咖啡音樂會則顯得更加開放與商業化,表演成為消費的一部分,而觀眾也逐漸成為娛樂產業的重要基礎。

愛德加.竇加《咖啡音樂會》(Café-Concert / The Spectators),1876-1877,粉彩與單版印刷,20.1×41.5公分,芝加哥藝術博物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藏。引自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典藏資料庫

時至19世紀末,巴黎北部的蒙馬特(Montmartre)逐漸發展為著名的娛樂區,此處聚集酒館、舞廳、歌舞劇場與各類表演場所,吸引藝術家、工人、中產階級與觀光客共同參與,形成與歌劇院截然不同的都市文化景觀,(註8)而羅特列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1864-1901)正是其中最重要的記錄者之一。在《女騎手 / 費南多馬戲團》(Equestienne / At the Cirque Fernando,圖9)中,即見描繪馬戲團表演者在聚光燈下完成高難度演出的瞬間,相較於歌劇院中經過嚴格訓練的芭蕾舞者,馬戲團明星更接近大眾娛樂世界中的偶像人物。觀眾聚集於圓形場地周圍,共同觀看表演者挑戰身體極限,而掌聲與喝采也成為娛樂體驗的重要部分。(註9)

亨利.德.土魯斯-羅特列克《女騎手 / 費南多馬戲團》(Equestienne / At the Cirque Fernando),1887-1888,油彩畫布,100.3×161.3公分,芝加哥藝術博物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藏。引自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典藏資料庫

有別於馬戲團展現的刺激與驚奇,《紅磨坊花園舞會》(Moulin de la Galette,圖10)則呈現另一種屬於巴黎市民的娛樂方式。舞廳不再只是觀看表演的場所,同時也是參與娛樂的空間。人們在此跳舞、交談、飲酒與社交,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的界線變得更加模糊,每個人既是觀眾,也是舞台上的一部分。此類公共娛樂文化的興起,使巴黎的夜生活逐漸形成獨特的都市風景。以《在紅磨坊》(At the Moulin Rouge,圖11)為例,羅特列克筆下的娛樂世界已進一步走向商業化與明星化,畫面中的人物包括舞者、歌手、顧客與藝術家本人,彼此交錯於燈光與酒精構成的夜生活空間中。相較於竇加筆下仍帶有觀察者距離的歌劇院世界,羅特列克更接近於身處其中的參與者,其所描繪的不只是表演,而是一整套圍繞娛樂產業所形成的社會網絡。更進一步來看,藉由前述場所開始孕育的具備現代意義之明星文化,使表演者不再只是舞台上的演員,而是逐漸成為具有個人形象與社會知名度的公眾人物,海報、報紙、廣告於此時開始參與明星形象的塑造,娛樂產業也逐漸形成完整的商業機制。(註10)在此環境中,觀看本身即為商品,而明星則成為消費對象。

亨利.德.土魯斯-羅特列克《紅磨坊花園舞會》(Moulin de la Galette),1889,油彩畫布,88.5×101.3公分,芝加哥藝術博物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藏。引自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典藏資料庫
亨利.德.土魯斯-羅特列克《在紅磨坊》(At the Moulin Rouge),1892-1895,油彩畫布,123×141公分,芝加哥藝術博物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藏。引自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典藏資料庫

從竇加筆下的咖啡音樂會,到羅特列克描繪的馬戲團、舞廳與紅磨坊,均可見到19世紀巴黎娛樂文化的快速轉變。觀看逐漸從歌劇院的包廂,走向城市的大街小巷,也從少數人的文化活動,轉變為大眾共享的娛樂經驗,當表演、消費與媒體開始結合時,現代明星文化的雛形也逐漸成形。這些看似遙遠的巴黎夜生活,其實與今日演唱會、職業運動、啦啦隊產業與社群媒體文化共享相似的運作邏輯。

四、舞台消失之後:人體藝術的誕生

在歌劇院、咖啡館與紅磨坊的世界裡,舞者始終是被觀看的對象,然而時至19世紀末,部分藝術家開始將注意力從舞台上的表演轉向身體本身,當舞台、燈光與觀眾逐漸退居背景之外,人體藝術自然成為新的創作主題。以竇加晚期作品《兩位舞者》(Two Dancers,圖12)為例,相較於早期作品著重舞台空間與表演情境,此作的舞者不再是演出中的明星,反而更像是研究人體動作與姿態的對象。人物之間的互動、身體的重心變化,以及舞蹈動作所形成的節奏感,逐漸取代舞台本身成為畫面核心。對竇加而言,舞者既是歌劇院的一部分,更是一種觀察人體與動作的途徑。

愛德加.竇加《兩位舞者》(Two Dancers),約1893-1898,粉彩炭筆紙張,70.5×53.6公分,芝加哥藝術博物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藏。引自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典藏資料庫

此類關注身體的傾向,也出現在羅丹(Auguste Rodin,1840-1917)的創作之中。1906年,柬埔寨王室舞蹈團訪問巴黎,羅丹深受演出吸引,曾於短時間內完成大量速寫作品。在《柬埔寨舞者》(Cambodian Dancer,圖13)系列中,藝術家不再著重人物的身分背景,而是透過流暢的線條,捕捉舞蹈動作所產生的節奏與律動,舞者雖仍存在於表演情境中,但藝術家真正關心的,已是人體本身所展現的生命力。

奧古斯特.羅丹《柬埔寨舞者》(Cambodian Dancer),1906,水彩紙張,31×22公分,巴黎羅丹美術館(Musée Rodin)藏。引自Wikimedia Common

有別於竇加與羅丹的舞者作品,仍與表演藝術保持連結,《美麗的歐米埃爾》(Beautiful Heaulmière,圖14)則進一步走向人體藝術的另一個方向。此作呈現一位年老女性的裸體,與傳統藝術中常見的年輕女神或理想化裸體截然不同,鬆弛的肌膚、彎曲的身體與衰老的姿態,毫不掩飾地呈現在觀者面前。(註11)此類表現方式反映19世紀末藝術觀念的重要轉變,人體藝術不再只是歌頌青春、完美與理想美的工具,轉而開始呈現生命經驗本身。藝術家所關心的,並非身體是否符合古典美學標準,而是身體如何承載時間、記憶與情感,觀看的對象也因此產生改變,觀者所面對的已不再是舞台上的明星,而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

奧古斯特.羅丹《美麗的歐米埃爾》(Beautiful Heaulmière),約1885年塑模,1910年鑄造,青銅,50.2×27.9×20.3公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藏。引自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典藏資料庫

回顧竇加、羅特列克與羅丹的作品,可以發現19世紀巴黎藝術家對人體的理解逐漸發生變化。從歌劇院裡的舞者,到紅磨坊中的表演者,再到人體藝術中的裸體人物,身體逐漸脫離特定的舞台情境,成為藝術家獨立觀察與探索的主題。當觀看的焦點從表演轉向人體本身時,現代藝術對身體的理解也悄悄展開新的篇章。

結語:觀看從未消失

回顧19世紀巴黎的歌劇院、咖啡館、馬戲團、舞廳與紅磨坊,均可發現此類場所不只是娛樂空間,更塑造一種全新的都市生活方式:人們在此處欣賞表演,也觀看他人;展示自己,亦接受他人注視。觀看與被觀看,逐漸成為現代城市的重要經驗。馬奈、竇加、羅特列克與羅丹雖然關注不同主題,但卻共同見證一個現代社會的誕生:人們逐漸習慣透過目光理解世界,也透過他人的注視塑造自身形象。

當我們回頭閱讀前述作品時,將會發現19世紀的巴黎其實距離今日並不遙遠,從演唱會、職業運動到啦啦隊表演,從電視螢幕到社群媒體,人們依然熱衷於觀看,也樂於成為被觀看的對象。明星文化、娛樂產業與公眾形象的塑造方式雖然不斷改變,但背後的運作邏輯卻與百餘年前的巴黎有許多相似之處。故此,李多慧所引發的討論或許不只是關於制服、表演或娛樂產業本身,同時亦提醒我們:觀看從來不只是單純的視覺行為,而是一種關於身分、權力與社會關係的互動。從19世紀的巴黎到今日,人們始終生活在彼此注視的世界之中,而藝術則為這段歷史留下鮮明的見證。


註釋

註1 1853年至1870年間,巴黎在奧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主持下進行大規模都市改造,新的林蔭大道、百貨商店、劇院、公園與娛樂場所相繼出現,使公共空間逐漸成為市民休閒、消費與社交的重要場域,也改變人們觀看與被觀看的方式。

註2 此作為馬奈晚期代表作之一,長期成為藝術史與視覺文化研究的重要討論對象,而女神遊樂廳(Folies-Bergère)則創立於1869年,是19世紀末巴黎最著名的娛樂場所之一,歌舞、雜技、音樂表演與各種大眾娛樂活動在此匯聚,也成為藝術家觀察現代都市文化的重要場所。

註3 法國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曾將現代都市中的漫遊者(flâneur)視為現代生活的重要象徵,此類人物穿梭於街道、商店與娛樂場所之間,透過觀看他人來理解城市,也成為19世紀巴黎藝術與文學經常描繪的主題。

註4 竇加約自1860年代開始構思此作,至1880年代仍持續修改與調整,創作歷程長達20餘年。畫面描繪古希臘斯巴達青年男女於戶外競技與互動的場景,反映藝術家早期對歷史畫與古典文明的興趣,人物造型與構圖安排亦見安格爾(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1780-1867)所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傳統影響,尤其體現在重視輪廓線與理想化的人物造型處理。

註5 19世紀後半的巴黎逐漸成為歐洲時尚中心,其中帽飾師(milliner)一職,則專門從事女性帽飾的設計、製作與販售,帽子不僅是服裝配件,也與階級、身分、流行文化密切相關,帽飾店因此成為觀察現代消費文化與女性勞動的重要場所。

註6 巴黎歌劇院(Palais Garnier)於1875年正式啟用,由建築師加尼葉(Charles Garnier,1825-1898)設計,被視為法國第二帝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公共建築之一。除表演功能外,歌劇院同時也是巴黎上流社會的重要社交場所,故此歌劇院中的觀眾往往不只是觀看表演,也在彼此觀看。

註7 19世紀後半的巴黎歌劇院存在所謂「訂戶」(abonnés)制度,部分長期包廂持有人除擁有固定觀演席位外,還能進入特定後台空間與舞者接觸,但並非所有訂戶皆享有此權利,僅限特定長期贊助者與高級訂戶。此類特殊制度使歌劇院不只是藝術表演場所,也形成複雜的社交網絡與權力關係,竇加筆下反覆出現的舞者、觀眾與後台場景,正與這種歌劇院文化密切相關。

註8 19世紀末的蒙馬特,由於地價較低、租金便宜,吸引大量藝術家、作家與表演者聚集於此,各種娛樂場所相繼出現,使其逐漸成為巴黎夜生活與大眾娛樂文化的重要中心。

註9 費南多馬戲團創立於1870年代,是巴黎最受歡迎的馬戲團之一,其圓形表演場地與近距離觀賞方式,使觀眾能直接感受表演者的動作與身體技巧。羅特列克曾多次描繪該馬戲團的演出場景,反映馬戲團在19世紀大眾娛樂中的重要地位。

註10 巴黎的石版印刷技術與商業廣告於19世紀末快速發展,羅特列克本人即曾為紅磨坊與多位知名表演者設計海報,此類海報不僅具有宣傳功能,亦能協助塑造明星形象,被視為現代娛樂行銷與視覺廣告的重要先驅。

註11《美麗的歐米埃爾》又譯為〈老妓女〉(The Old Courtesan)或〈曾經美麗的頭盔匠之妻〉(La Belle qui fut heaulmière),為羅丹晚期重要人體藝術作品之一。此作取材自15世紀法國詩人維庸(François Villon,約1431-1463以後)筆下的人物形象,羅丹刻意選擇年老女性作為人體藝術主題,藉此挑戰西方藝術長期以來,將青春與理想化身體視為美的標準,因而多被視為現代雕塑突破古典人體藝術傳統的重要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