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搬遷的空間顯得有些狼藉，牆體和地面裸露著粗糙水泥，隨處可見零散的木板、電線和工具。藝術家就地取材，重新組合了這些俯首即拾的各種建築材料，讓這些零散的日常物看起來具有形式感和美學意味。開幕時現場還臥著一只旁若無人的貓，也好像它也是展覽的一部分。儘管藝術家聲稱這是一個展覽，但整個空間仍然維持了一個施工現場的樣貌。與其說是藝術家使用了這些材料，不如說整個畫廊空間的臨時狀態都是作品的素材。

「藝術」以毛坯、原始和裸露的形態，未來的及修飾就被地置於台前示人——藝術家完成了一次自反性的行動。無獨有偶，藝術家楊振中曾經把剝去表面皮革的按摩椅固定在展廳的牆面上，當這些裸露的機械構件啟動並有節奏地扭動時，我們看到了這個功能性傢俱怪異的本體。

三月底的香港則是另外一番景象，在「Art Basel HK」的現場，繪畫或者雕塑被畫廊銷售、國際收藏家和名流顯貴簇擁著。此刻的「藝術」精心地展現出她最體面的那一面，作為全球藝術品流通最重要的現場之一，這裡的每一筆交易都可能價格不菲。展會後那些見諸報端的成交數據頗為喜人，畫廊家們也紛紛表示不虛此行。媒體在描繪繁榮和樂觀的同時，也會有些刻意地鋪陳出岌岌可危的國際事態背景，比如中東時局導致原油危機、航運不暢，或者對於香港人權狀況的擔憂。

關於緊張事態的描繪可能是一種渲染氣氛的文學筆法，但一種危機意識確實已經在收藏家和藝術品投資客那裡浮現。一些跡象表明了投資心態帶來的變化，比如收藏更加謹慎了，決策節奏更慢了，一些價格昂貴但二級市場穩定的作品更受青睞。藝術品成為避險資金的宿主，資金使用更趨向保守，收藏的金融投資屬性被強化了。

更多的人開始討論關於藝術市場金融化的話題，特別是在香港這樣一個資本和地緣政治話題同樣高度密集的地方。在「Art Basel HK」的策展單元，藝術家江記（Kongkee）的霓虹燈裝置《價格或價值》（Price or Value）是對這個話題的一個回應。藝術家宣稱，買家必須在霓虹燈文字“Price”和“Value”中二選其一，然後藝術家會砸掉剩下的另一個，這個霓虹燈的殘骸也將是作品的一部分。

這件作品像是收藏家與藝術家出演的活報劇，最後的劇情是傳統文化價值觀下的正能量結局：“Price”被消除，“Value”被保留了下來，暗示價值永恆。當然不論這位收藏家是否真的更在意價值，價格和價值非此即彼地被追問——兩者從「藝術」的內部被單獨抽離和評價，這是另一次現場實驗：經典意義上的藝術主體消失，現實選擇了技術指標，以更物質化和量化的手段重寫關於藝術本質的註解。

莫倪健的展覽工程材料與江記的文字霓虹燈，兩者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這可以被理解為「藝術」這枚硬幣的兩面：藝術品由這些物料構成，冠以藝術的名義，聚合足夠的文化資本，就可能升華為具有價格和價值的藝術品。但在藝術市場和金融市場的邏輯裡，如果作品市值崩盤，藝術價值就會被忽略不計，被視為庫房裡無用的負擔並重新退回為「材料」。

藝術家物化了從展覽材料到藝術作品，再到金融標的物之間的嬗變和閉環。當藝術家退去藝術的外衣，我們也有必要進一步提問——藝術場域中，文化和經濟資本的各個要素之間在產生怎樣的新變化？在香港特殊的地緣性中我們如何進一步討論藝術市場金融化的問題？

2008年之前的中國藝術市場快速增值，當時更激進的前衛藝術家們會認為，他們將是下一輪藝術市場和財富的寵兒——這看似符合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理論的沙盤推演——通過積累文化資本獲得經濟資本，也是縈繞於藝術家和理論家之間的一種神話敘事。這種推演顯然未能在現實中兌現，市場的規則不取決於文化前衛的天然正當性，而是由供需關系和買家品味主導。我們生活的這個人類世界並沒有依照神話建立自己的道德標準，而是更世俗化。

以機構批判知名的藝術家和研究者安德烈．弗雷澤（Andrea Fraser）認為藝術場域已經分化為多個子場域（subfield），每個場域獨立運作和發展，並延伸到其他領域。其中一個例子就是藝術市場與金融市場的融合。（註1）弗雷澤的分析解釋了今天的藝術市場為什麼越來越受制於金融邏輯，也可以解釋為什麼那些受美術館、雙年展以及非營利項目青睞的藝術家，與博覽會裡畫廊的名單重合度極低。

一個例證是：今年的「Art Basel HK」的各個展位，與同期在大館（Tai Kwun）的群展「保持在線：全球供應」——這個關於中國當下藝術家「全景視角」的研究性展覽，兩個展場中的中國藝術家的名單重合者寥寥無幾。這種斷裂傾向已經成為是全球藝術行業的常態，在近年來的中國當代藝術生態中更是愈發顯著。某種程度上說，由於多年以來文化權力的孱弱，以及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巨大的溝壑，中國的藝術市場會更容易淪陷於金融規則。

大館的「保持在線：全球供應」的前言提到：「重新檢視中國作為世界生產及物流中心的角色，如何維繫現代生活⋯⋯，以及聚焦重塑全球的跨國人流、物流和意念交流。」展覽表達了貿易往來必然帶動文化融合觀點，這是新自由主義的敘事。但事實上中國當代藝術正在逐步脫離全球化視野，孤立主義的盛行加劇了中國文化場域的封閉性和內循環，這與中國快速擴大的對外貿易順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文化的脫鉤和決定了中國藝術權力的走弱。

香港是金融管制嚴格的中國與世界金融體系之間的超級連繫人，中國內地南向資金與國際資金合流，使得香港繼續成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藝術也循聲而至，即便戰爭危機和人權爭議也無法阻擋她們追逐資本的腳步。對於「Art Basel」這樣的文化資本大鱷而言，落戶香港就可以觸達和對接中國資本，而房間裡的大象從來都可以視而不見。此刻，香港特殊的地緣政治，通過資本強制建立了中國身份與全球性的文化接觸，但同時也放大了藝術價值與金融市值之間錯配的話題。

藝術場域的坍縮導致了藝術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傷害藝術，也傷害進入藝術的金融資本。而香港作為一個權力交織的覆雜現場，將問題放大，讓我們意識到已然置身於某個臨界時刻——價值系統在流通中必然的動態重建。弗雷澤將文化權力的「共謀」解讀為文化生產者的「自我神秘化」（self-mystification），今天我們可以感受到，在金融資本的流轉中，藝術的「神秘」開始褪去。就像潮汐力讓海水退潮，只剩下裸泳的從業者們尷尬地趴在沙灘上。現有的藝術生產機制已經一絲不掛，機制的失序製造出問題，也暴露了問題。原本水下的勾當重置於光天化日之下，這也許不是什麼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