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從來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有人決定什麼會被保留、什麼會被抹除、或是誰的姓名有資格被記得，誰的又會被覆蓋。對此，臺灣人並不陌生——那些在官方敘事裡長期缺席的名字與事件，那些必須等到數十年後才能被說出口的故事，那些被放在景框之外的臉孔，構成了我們對自身歷史理解的傷口。

正因如此，當巴勒斯坦紀錄片導演瑪哈森．納瑟丁（Mahasen Nasser-Eldin）在訪談中說出「臺灣與巴勒斯坦，雖相隔萬里，卻共享著抵抗抹除、堅持書寫自身歷史的經驗」，這句話並非空泛的修辭。她長年在殖民者留下的檔案縫隙裡，重新找回1920至30年代巴勒斯坦女性的聲音與面貌，所面對的正是：一個被系統性中斷的歷史，如何重新被講述。

當國家檔案不存在時，影像如何成為替代性的歷史證詞

TIDF 本屆最受矚目的策展選擇之一，便是以「巴勒斯坦（無）檔案」作為焦點專題。這個括號裡的「無」字並非修辭，而是字面意義上的事實：巴勒斯坦至今沒有一座屬於自己的國家檔案館，正如它至今沒有一個被國際完全承認的國家。當1948年的納卡巴（Nakba，阿拉伯語的「大災難」，註1）造成超過70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的同時，文件、照片、底片、私人信件，也隨著主人一同被驅逐、佚散、或落入他者之手。在這樣的處境下，「檔案」既是缺席的，也是被否定的。

在加薩戰事仍未止息、國際社會對巴勒斯坦影像與發聲管道持續壓抑的當下，這個專題不只是文化交流，而是一種對「誰有權書寫歷史、誰有權被看見」的直接介入。

而在這個專題裡，納瑟丁是一個關鍵人物。她的特殊之處在於，她不只是一位紀錄片導演，同時也是研究者、教師、與檔案實踐者——她在巴勒斯坦西岸的伯利恆Dar al-Kalima大學教授電影，其學術背景出身於政治學，讓她的作品處於一個少見的位置：既不是為了情感渲染而拍攝的悲劇敘事，也不是純粹學術論文式的史料整理，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另一種書寫——以影像進行的歷史考掘。

她的兩部作品《卡里瑪．阿布德的景框》（Restored Pictures, 2012）與《她們的沉默抗爭：1929 耶路撒冷》（The Silent Protest: 1929 Jerusalem, 2019）共同處理的命題，正是這個專題的核心：當國家檔案不存在時，影像如何成為替代性的歷史證詞。

在否定我故事的檔案裡，尋找我自己

要理解納瑟丁的創作方法，必須先理解她所面對的檔案處境。她在訪談中提到一個關鍵的轉折——當她開始研究巴勒斯坦女性史時，她發現自己必須進入殖民者建立的檔案系統裡尋找線索。英國託管時期的官方記錄、錫安主義組織為了1948年戰事預先蒐集的「村莊檔案」（Village Files）、甚至是早期的猶太復國主義者間諜檔案——這些都是她不得不打開的檔案櫃。理由很簡單，因為這些是僅存的、有系統地被保留下來的紙本記錄。

但問題隨之而來：這些檔案並不是中性的資料庫，它們本身就帶著一套具有意識形態的分類邏輯。納瑟丁發現，她要尋找那些1920至1930年代的女性政治先驅，在殖民檔案裡被分類為「煽動者」（agitators）與「恐怖分子」（terrorists）。她必須依循著壓迫者的索引邏輯，才能反向找到自己人的痕跡。這種方法論帶有殘酷反諷的意味：這些被否定的歷史主體，必須借用否定者的「語言」才能重新出土。

她在訪談中，以以色列藝術史家Rona Sela對「村莊檔案」的研究為參照，提醒讀者注意這一層權力結構——在研究一段被剝奪聲音的歷史時，能找到的材料，往往恰恰是當初剝奪這些聲音的人所留下的。

這個意識，貫穿了她的兩部作品《卡里瑪．阿布德的景框》與《她們的沉默抗爭：1929 耶路撒冷》。它們不是單純的「失落故事的重建」，而是一種對檔案本身的政治性的揭露：影片在訴說「她們」是誰的同時，也在提醒觀眾——為什麼我們得花這麼大力氣才能知道「她們」是誰？

「日常即政治」：從家庭肖像到沉默車隊

納瑟丁這次在TIDF放映的兩部作品，分別處理1920–1940年代巴勒斯坦女性史的兩個面向：一是私領域的影像生產，二是公共領域的政治行動。

《卡里瑪．阿布德的景框》所追溯的，是巴勒斯坦首位女性攝影師卡里瑪．阿布德（Karimeh Abbud, 1893–1940）的生命軌跡。卡里瑪生於伯利恆，17歲生日時，她從父親手中收到第一台相機，自此開始攝影。阿布德畢業於貝魯特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阿拉伯文學系，1924年自稱為「唯一的國族攝影師」（the only national photographer），並先後在拿撒勒（註2）、伯利恆、海法、雅法等地開設攝影工作室。她的印章上以阿拉伯文與英文並列：「卡里瑪．阿布德——女性攝影師／太陽攝影師」（Karimeh Abbud – Lady Photographer / مصورة شمس）。1940年因肺結核病逝，葬於伯利恆。

阿布德拍攝的，並非戰爭、衝突或重大政治事件，而是巴勒斯坦中產階級家庭的肖像、女性的日常、孩童的學校活動、宗教儀式與地方風景。換言之，是一種「正常生活」的影像。這些照片大多在1948年的納卡巴中佚散，直到2006年被以色列古董商發現。納瑟丁的工作，便是追尋著這些被搶救出來的影像，重建一段被中斷的視覺史。

而正是在這個歷史的時刻中，「日常的政治性」才變得更加明晰。當一個民族的「正常生活」被系統性地從歷史敘事中刪除、當錫安主義早期的宣傳口號將巴勒斯坦描述為「沒有人民的土地」（a land without people）；那麼，1928年一個伯利恆中產家庭的肖像、一張拿撒勒女學生的學校合照、一場伯利恆婚禮的合影，就不再是私人紀念品，而是駁斥這套「抹除敘事」的證物。卡里瑪所拍攝的「日常」，在今天回看，是一種無意中完成的政治書寫。

另一件作品《她們的沉默抗爭：1929 耶路撒冷》，則處理另一個面向：明確的政治行動。1929年，在「布拉克起義」（Buraq Uprising，註3）的餘波中，約200到300位巴勒斯坦女性，自全國各地匯聚耶路撒冷，於塔拉布．阿布杜哈迪（Tarab Abdul-Hadi，註4）的家中召開了第一屆巴勒斯坦阿拉伯女性大會。

她們選出14人代表團，前往會見英國高級專員約翰．錢塞勒（John Chancellor，註5），遞交訴求：撤銷《貝爾福宣言》（註6）、停止猶太移民、解除律政司賓特威奇（Norman Bentwich，註7）的職位、廢除集體懲罰法。

錢塞勒拒絕了她們上街遊行的申請，並威脅將透過她們的丈夫與家中男性施壓阻止。於是，她們將原訂的徒步遊行改為由約80至120輛汽車組成的靜默車隊，繞行耶路撒冷街道，停在各國領事館前遞交訴求。納瑟丁的鏡頭重返這些路徑，比對今日耶路撒冷的街景與當年的黑白照片，逐一指認那些已不復存在的、或被改寫的地點。納瑟丁也指出：這場靜默抗議是她們組織能力、動員技巧與社會經濟人脈網絡的具體展現。她們召開記者會、向外交官與外國使節發聲的策略，展示了極高的政治敏銳度與應對挑戰的能力。

「靜默」在這部片裡有雙重指涉：它既是當時女性策略性的選擇，也是巴勒斯坦人在此後將近一世紀中被持續噤聲的隱喻。納瑟丁特別在訪談中提醒：高級專員拒絕女性遊行的態度，本身就揭露了既是種族的，也是性別的殖民父權雙重結構。

歷史不是回望，是當下對話

如果只把納瑟丁理解為一位「重建歷史」的導演，那就會錯過她創作中最具當代性的部分。她在訪談中明確指出，她目前的研究方向，是探索如何透過「聲音實驗與當下錄製的聲響，打破檔案原有的時間性」。換言之，她的工作不只是把過去的東西挖出來放給今天的人看，而是讓過去與現在在同一個作品裡發生對話。

這個方法論的延伸，與她對「持續進行中的納卡巴」的理解一致。對她而言，1948年並不是一個結束的事件，而是一個仍在進行中的條件——加薩的種族滅絕、約旦河西岸的擴張、巴勒斯坦敘事在以色列教育體系中的系統性缺席，都是同一個「納卡巴」的延續。她在Dar al-Kalima大學的教學工作，正是試圖讓巴勒斯坦學生第一次認識1948年以前的自己，不是哀悼過去，而是為了讓未來的想像有立足之地。

納瑟丁那句：「臺灣與巴勒斯坦，雖相隔萬里，卻共享著抵抗抹除、堅持書寫自身歷史的經驗。」她並不假設臺灣人和巴勒斯坦人面對的處境完全相同，但她點出兩者之間的結構共通性：都被更大的權力結構強加過特定的歷史敘事，都必須處理檔案的選擇性保存與抹除，都得面對「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的問題沒有現成答案這件事。

臺灣讀者或許可以從她的作品裡，找到一個比悲情敘事更有力量的位置——不是哀悼失去什麼，而是追問：那些被刻意不寫入官方歷史的人與事，今天該由誰、以什麼方式重新讓它們被看見？

專訪瑪哈森．納瑟丁：「靜默並非故事的終點」

典藏雜誌社（以下簡稱為典藏）：您的學術背景是政治學，但您後來選擇電影作為主要的創作與研究媒介。能否談談這個轉變？對您而言，電影能完成什麼是政治學難以達成的事？

納瑟丁：我視政治學背景與我的電影創作及對世界的理解為相互連結、相輔相成的關係。政治學奠定了我對政治與社會正義、解放議題的關懷與參與；跨學科的訓練讓我得以從下而上的視角觀察社會，並透過女性主義與反殖民的框架，深入理解異議、抗爭與解放等課題。電影則成為我實踐創作與研究的媒介，用以對抗殖民主義的宏大歷史敘事，尋求在地與原住民知識，朝向自我決定、對抗殖民與父權壓迫的方向前進。我在擴展知識領域的過程中找到力量與支撐，因此我將政治學所學延伸進入了電影與檔案實踐之中。

典藏：卡里瑪的多數照片所拍攝的，是普通的家庭肖像與日常生活場景，而非重大政治事件。為何在巴勒斯坦的脈絡裡，您認為記錄「日常的尋常狀態」具有政治意義？

納瑟丁：在占領與殖民的生存處境下，日常生活本身即是一種高度政治性的狀態。日常是人們在壓迫政策與殖民統治之下求生的方式；記錄日常因此成為一種抵抗行動，也是理解被壓迫者與底層人民如何在占領者加諸的暴行與壓制中存活下來的途徑。卡里瑪．阿布德的照片，代為言說了那些活在1948年以前、生氣蓬勃的巴勒斯坦文化中的人們，而那一切在納卡巴之後戛然而止。她的照片呈現了1920至30年代、納卡巴前夕的巴勒斯坦家庭、女性與孩童，他們都是現代生活的一部分。

典藏：在《她們的沉默抗爭》結尾，您拋出「我們是否虧待了自己？」這個問題，指涉那一代女性將國族解放置於自身權利之上的決定。對您而言，這比較是個人的反思，還是您希望向當代觀眾打開的問題？

納瑟丁：這句話是我對過去那個世代女性所採取的策略的反思——她們選擇將國族解放、建國與擺脫殖民統治的目標，置於女權鬥爭之前。這也是我試圖將過去與當代女性敘事帶回檯面的方式。今日巴勒斯坦的女性質疑國家在賦予她們解放上的效力，她們將女性主義鬥爭與政治鬥爭視為相互交疊的存在。

典藏：您在伯利恆的 Dar al-Kalima 大學教電影。當您的學生第一次接觸到 1948 年以前的巴勒斯坦女性歷史時，您通常觀察到怎樣的反應？而展望未來，您目前最想投入的創作方向是什麼？

納瑟丁：由於以色列政府對巴勒斯坦敘事與認同的否定與抹除政策，納卡巴（1948 年）以前的巴勒斯坦歷史並未在巴勒斯坦學校中被講授。意識到巴勒斯坦歷史不能只從納卡巴的創傷經驗出發，而「持續進行中的納卡巴」（過去與現在）構成了巴勒斯坦敘事的主軸——回望納卡巴前的巴勒斯坦，不僅在實體意義上確認了巴勒斯坦的政治與社會存在，也為思考當下、想像未來開闢了空間。這正是我與學生共同追求的目標。

在我目前的創作實踐中，我有興趣進一步探索與檔案紀錄互動的方式，並透過聲音實驗與當下錄製的聲響，打破檔案原有的時間性。

典藏：您的影片即將在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放映，許多臺灣觀眾與紀錄片工作者將會看到您的作品。您希望他們從這些影片中帶走什麼？又想對那些在類似限制下、努力保存自身歷史記憶的創作者說些什麼？

納瑟丁：當我們反思那些被竊取、被拒絕、被奪回的檔案，我們看到：對記憶的爭奪從來不只關乎過去，它關乎我們敢於想像的未來。臺灣與巴勒斯坦，雖相隔萬里，卻共享著抵抗抹除、堅持書寫自身歷史的經驗。女性主義的另類歷史提醒我們：沉默並非故事的終點。

每一份被拒絕的檔案，都是重新書寫的邀請；每一段被竊走的記憶，都是抵抗的召喚；每一個被消音的聲音，都是被聽見的要求。因此，在此我要說：讓我們將自己的檔案帶在身上，跨越國界，跨越世代。讓我們拒絕被抹除，讓我們共同書寫正義所要求的歷史。

---

註1　納卡巴（Nakba），阿拉伯語，意為「大災難」。指1948年以色列建國過程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遭到大規模驅逐的歷史事件。逾70萬巴勒斯坦人在此期間流離失所，500餘個村落被摧毀或清空。此詞在巴勒斯坦社會被用以指稱這場民族性的根本創傷，然而以色列至今未以官方立場正式承認。參見：Nur Masalha, The Palestine Nakba: Decolonising History, Narrating the Subaltern, Reclaiming Memory (London: Zed Books, 2012)；及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官方資料，https://www.unrwa.org/palestinerefugees。

註2　拿撒勒（Nazareth） 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區城市，《新約聖經》記載為耶穌成長之地，為基督宗教重要聖城。1948年後成為以色列境內最大的阿拉伯人城市。參見：Issam Nassar, “Early Local Photography in Palestine: The Legacy of Karimeh Abbud,” Jerusalem Quarterly, no. 46 (Summer 2011): 23–31。

註3　布拉克起義（Buraq Uprising），在1929年8至9月間，在耶路撒冷布拉克牆（Buraq Wall，猶太人稱「西牆」）附近引發的一系列衝突，起因為猶太朝聖者與穆斯林信眾對祈禱空間使用權的爭議，隨後演變為巴勒斯坦全境的武裝衝突與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抗議，共逾200人喪生。此事件直接促發了同年10月第一屆巴勒斯坦阿拉伯女性大會的召開。

註4　塔拉布．阿布杜哈迪（Tarab Abdul-Hadi, 1900–1983），為巴勒斯坦女性民族運動的核心人物，出身耶路撒冷著名家族。1929年第一屆巴勒斯坦阿拉伯女性大會即在其耶路撒冷寓所召開，此後她共同創立「阿拉伯婦女協會」（Arab Women’s Association），長期投入反英殖民運動，1948年納卡巴後流亡海外。參見：Ellen Fleischmann, “The Emergence of the Palestinian Women’s Movement, 1929–39,”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9, no. 3 (Spring 2000): 16–32.

註5　約翰．錢塞勒（John Chancellor, 1870–1952），為英國殖民地官員，1928至1931年間出任英國委任統治巴勒斯坦高級專員（High Commissioner for Palestine），為當時巴勒斯坦最高行政長官。1929年女性大會代表團前往其耶路撒冷官邸遞交訴求，他以儀式性接待回應，拒絕批准女性上街遊行，並揚言透過女性的男性親屬施壓阻止。參見：Bernard Wasserstein, The British in Palestine: The Mandatory Government and the Arab-Jewish Conflict, 1917–1929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註6　《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是1917年英國外交部長亞瑟．詹姆斯．貝爾福（Arthur James Balfour, 1848–1930）致函英國錫安主義聯盟主席沃爾特．羅斯柴爾德（Walter Rothschild），聲明英國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民族的家園」（a 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但同時聲明「不得有損於巴勒斯坦現有非猶太人社群的公民及宗教權利」。這份宣言在巴勒斯坦人的認知中，是英國將其土地允諾予他人的政治原罪，亦是1929年女性大會最核心的抗議對象之一。參見：Jonathan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註7　諾曼．賓特威奇（Norman Bentwich, 1883–1971），為一英國猶太裔律師，1920至1931年間出任英國委任統治巴勒斯坦政府律政司（Attorney General of Mandatory Palestine）。因公開支持錫安主義運動，被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視為無法公正執法的官員。參見Naomi Shepherd, Ploughing Sand: British Rule in Palestine, 1917–1948 (London: John Murray, 1999), 88–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