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磯市中心的 Grand Avenue 文化廊帶上 The Broad、MOCA、迪士尼音樂廳一字排開，2026 年 6 月 20 日，它們多了一個鄰居——由 Frank Gehry 設計的 The Grand LA 建築群裡頭，一間名為 DATALAND 的機構即將開門，自稱「世界第一座 AI 藝術博物館」。五個展廳、兩萬五千平方英尺的公共空間，背後藏著一萬平方英尺的運算基礎設施（由 NVIDIA 和 Google Cloud 驅動——沒錯，博物館自帶機房）。 創辦人是台灣藝術愛好者熟悉的土耳其裔美國藝術家 Refik Anadol 及其夥伴 Efsun Erkılıç。

首展《Machine Dreams: Rainforest》將持續至 2027 年 1 月底，靈感來自兩人的亞馬遜雨林之旅。展覽核心是 Anadol 工作室自建的開源模型 Large Nature Model（LNM），訓練數據宣稱全部來自合法授權——Smithsonian、Cornell 鳥類學實驗室、Getty、倫敦自然史博物館、iNaturalist——再加上團隊在全球十六座雨林實地採集的素材（LNM 數據來源見 Refik Anadol Studio 官網）。面對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的提問，Anadol 的回答帶有宣言意味：建造自己的模型並對數據來源保持徹底的透明，才是負責任的路。

一位藝術家蓋了一座展示自己作品的博物館，這座博物館的企業贊助名單——L’Oréal 提供「AI 生成氣味」、Epson、LG、L-Acoustics 悉數到位——讀起來更像文化產業綜合體的配置。坦白說，這件事本身比任何一件展品都更值得評論。

從 Google 駐村到自建博物館

故事要從 2016 年說起。那一年 Anadol 成為 Google「藝術家與機器智能」計畫的首位駐留藝術家，一個持續至今的創作主軸——「機器幻覺」（Machine Hallucinations）系列——由此誕生。兩年後，Gehry 設計的迪士尼音樂廳外牆被他拿來當投影面，完成了《WDCH Dreams》。

但真正改變 Anadol 在藝術體制中位置的，是 MoMA 大廳。2022 年底，《Unsupervised》在那裡展出——一面二十四英尺高的 LED 螢幕，以機器學習模型消化了館藏超過二十萬年的視覺資料，生成永不重複的流動抽象畫面。展期四度延長，據館方數據吸引逾三百萬觀眾（應該不少台灣人是由這件作品認識 Anadol）。2023 年十月，MoMA 將此作納入永久收藏，成為該館首件結合區塊鏈與 AI 的典藏品。差不多同一時間，拉斯維加斯 MSG Sphere 五十八萬平方英尺的球體外殼上（見本專欄〈萬人同在，一人獨處：科技中介下的當代感知處境〉），出現了他用一百一十萬張 NASA 與國際太空站影像生成的另一件作品。

市場的數字也在攀升。2021 年的蘇富比香港，《Machine Hallucinations – Space: Metaverse》以 235 萬美元成交，至今仍是個人最高價。到了 2025 年初，場景換到蘇富比利雅德的「Origins」拍賣，《Chapter II: Mars》落槌 90 萬美元。 幾週後佳士得「Augmented Intelligence」專拍上，《Machine Hallucinations – ISS Dreams – A》（楊椀茹曾在本刊「演算法的靈光」專題下介紹過這件作品）以 27.72 萬美元成交，大幅超過高估價。

把這條路徑視為一條發展軸線——Google 駐村、MoMA 典藏、拉斯維加斯巨球、自建博物館——浮現的圖像差不多就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工坊：創作者同時身兼企業家和品味制定者。DATALAND 已宣布與 Google Arts & Culture 合辦駐村計畫，這意味著拍賣行中最高價的 AI 藝術家，如今也掌握了培育下一代 AI 藝術家的機構通道。原本分屬不同角色的藝術家、畫廊、評論和美術館，被壓縮進同一個結構。Donald Judd 在 Marfa 做過類似的事，但 Judd 沒有 NVIDIA 和 Google Cloud 做後盾，也沒有年費 350 美元的會員制（這還是最便宜的方案，見 DATALAND 官網）。

「數據崇高」（data sublime）的爭議

「我把數據想像成顏料，它不需要乾燥。」 Anadol 在《60 Minutes》專訪中的這句話是他美學主張的濃縮版：數據即媒材，機器學習即筆觸，呈現出來的視覺體驗以壓倒性的尺度超越人類感知。

這句話引爆的評論戰爭，到今天還沒結束。打頭陣的是普立茲獎得主 Jerry Saltz（《紐約》雜誌），他在 Vulture 上直接判定《Unsupervised》是「巨大的科技熔岩燈」、「五十萬美元的螢幕保護程式」——一件討好群眾的平庸之作。 幾乎同時，Artnet News 的 Ben Davis 從另一個角度拆解同一件作品：他在意的不是好不好看，而是 Anadol 慣用的「夢境」、「幻覺」修辭如何把技術過程的本質給神秘化了，把對機器能力的泛化敬畏包裝成藝術語言。 兩人寫作策略不同，結論卻殊途同歸：這是奇觀，不是作品。

最有意思的反駁來自 Lloyd Wise。他做了一件多數評論者沒做的事——把 Anadol 的作品放進現代主義中依靠機率與偶然進行創作的譜系：Jean Arp 1916 年的偶然拼貼、Ellsworth Kelly 1951 年的機率色彩排列。Wise 的論點是，從這些前輩到 Anadol 的生成構圖，跳躍沒有想像中那麼大。他的收束更值得記住：現代主義從來不是關於傳統意義上的「感受」，Anadol 作品中令人不安的那些特質——無表現性、與科技的深度糾纏——搞不好反而最貼近 MoMA 這座博物館所致力的歷史傳統。

Wise 的辯護有理，但似乎漏掉了什麼。他把 Anadol 放進了 Arp 和 Kelly 的譜系——現代主義中那條以偶然和機率為方法的線索——以此論證作品的正當性。問題是，這條線索的美學特徵是冷靜、節制、反壯觀的：Arp 的拼貼紙片大小，Kelly 的色彩排列安靜得像一道數學題。Anadol 的作品恰好相反。二十四英尺的螢幕、三百萬觀眾、拉斯維加斯巨球——這些尺度指向的美學傳統不是偶然性，而是崇高（sublime）。Wise 用了對的譜系，卻迴避了作品實際產生的感官效果所歸屬的另一條譜系。

「數據崇高」（data sublime）這個說法其實出自評論者，Anadol 本人不用這個詞，而是「數據繪畫」、「數據雕塑」、「潛空間電影」等清一色現代主義的媒材語彙。換句話說，Anadol 認為自己在做的事情跟 Arp 和 Kelly 是同一類——用新媒材延續現代主義的工作；但觀眾和評論者在現場感受到的，卻更接近十九世紀面對阿爾卑斯山或尼加拉瀑布時那種被壓倒的體驗。這個錯位本身耐人尋味：藝術家用技術性的語言定位自己，評論界卻不由自主地把他推向崇高美學的傳統，因為作品的感官衝擊力確實召喚著那個古老的詞彙。當一件作品的最佳觀看方式是安靜地凝視一面巨型螢幕——像觀看日落或瀑布——它到底是在以數據為媒材進行創作，還是以藝術為外衣搭建一座科技崇拜的廟宇？

2025 年，佳士得的兩個括號

場景移回紐約。2025 年 2 月 20 日到 3 月 5 日，佳士得執行了史上首場全 AI 藝術專拍「Augmented Intelligence」：34 件拍品，82% 成交率，總成交額 72.8 萬美元。 有趣的是買家結構——48% 的競標者屬千禧世代和 Z 世代，37% 過去從未在佳士得出過價（這組數據來自佳士得自身的行銷資料，留意來源）。拍賣表面上成功了。但在此之前，一封公開信已經在藝術社群中擴散開來，近六千五百名藝術家連署，指控拍品使用的 AI 模型以未經授權的版權作品訓練，要求佳士得取消拍賣。最終仍有 6 件流拍，包括估價最高的 Pindar Van Arman 作品。

這是第一個括號。第二個在六個月後落下。9 月，佳士得悄然關閉了數位藝術部門——2021 年 Beeple 六千九百萬美元拍賣之後才成立的部門，連同旗下鏈上拍賣平台 Christie’s 3.0（沒有任何一場單場銷售額突破 40 萬美元），一起被「戰略性改組」。 數位藝術併入「二十至二十一世紀藝術」大類。蘇富比更早一步，2024 年就裁掉了 Metaverse 和 NFT 部門的多數人員。

擺在一起看：2 月的拍賣確實替 AI 藝術引進了年輕新客群，機構在擁抱它。9 月的部門關閉則是市場承認了結構性萎縮的收據——數據明擺著，NFT 藝術交易量從 2021 年的 29 億美元崩跌至 2024 年的 1.97 億美元，跌幅 93%。

誰控制模型，誰就控制敘事

拍賣行的進退只是水面上的動靜，底下的分界線已經移位了。重點不再是「AI 藝術算不算藝術」，而是「誰控制模型」。

Anadol 是光譜的這一極，路線清楚：自建模型、授權數據、徹底透明。光譜的另一端，是大量仍在使用 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 等商業工具的創作者——這些工具以 LAION-5B 數據集訓練，裡頭裝著 50 億張從網路爬取的圖像，沒有任何一張問過原作者。針對這套做法，插畫家 Sarah Andersen、概念藝術家 Karla Ortiz 等人對 Stability AI 和 Midjourney 提起了「Andersen v. Stability AI」集體訴訟，預計今年 9 月開審。

乍看之下，問題似乎是「Anadol 式的乾淨 vs. Midjourney 式的骯髒」，但在這兩極之外還存在著第三條路，走得更有批判意識。Holly Herndon 和 Mat Dryhurst 於 2022 年創立了 Spawning，目標是為 AI 訓練建立一套「同意層」（consent layer）。具體的產出包括「Have I Been Trained?」（藝術家可以查詢自己的作品是否被拿去訓練 AI），以及完全基於公共領域數據的圖像模型。 Dryhurst 的原則說起來很簡單：只用來自自己或明確同意者的數據來訓練。

把他們跟 Anadol 排在一起，差異就出來了。兩邊都標榜「倫理 AI」沒錯，但 Herndon 和 Dryhurst 想蓋的是公共基礎設施——一套所有人都能用的協議（protocol）；Anadol 做的是品牌策略（brand），把倫理內化為自家工作室的差異化賣點。目的不同，結構就不同。

說到這裡，區塊鏈的角色不得不談。93% 的交易量崩跌是事實，無法迴避。但如果只盯著市場的屍體看，會錯過底下仍在發展的東西。溯源是第一層：MoMA 的《Unsupervised》明確「以區塊鏈編碼」，龐畢度中心則在 2023 年購藏了 18 件 NFT。 頂級機構選擇區塊鏈作為數位典藏品的身份基礎設施，這件事本身已經超越了投機的邏輯。

更深一層在創作結構本身。Tyler Hobbs 的生成式代碼完整存於鏈上；在 Art Blocks 和 fxhash 上，演算法在鑄造瞬間才決定視覺輸出，收藏者的鏈上行為直接參與了作品的生成——藝術家把部分控制權讓渡給代碼與收藏者，作品的意義在去中心化的互動中持續展開。這是一種只有區塊鏈才能撐起的「共同創作」。拿它跟 Anadol 的路線比：一個是代碼即作品、過程即美學，另一個是巨量數據灌注出壓倒性的沉浸奇觀。對藝術史的長期影響，前者或許更勝。不過，區塊鏈的真正限制也在這裡浮現——它能記錄所有權與創作過程，卻無法回溯性地替 AI 訓練數據取得同意。溯源是目前最誠實的起點，但誠實歸誠實，溯源做不到的事，它就是做不到。

小結：在 DATALAND 開幕的前六週

2025 年 2 月，佳士得的勝利之夜。同年 9 月，佳士得關閉數位藝術部門。2026 年 6 月，DATALAND 開幕。市場放棄將 AI 藝術作為獨立品類的同一段時間裡，這個領域最成功的藝術家開始蓋起自己的廟宇。

Gehry 的建築、Google 的算力、Smithsonian 的授權數據，每一個環節都是此刻的最好選擇。一個品牌的頂點猶如一座供人朝聖的建築，走進去的人會被壓倒和震撼，走出來時卻帶不走任何東西，除了手機裡的照片。

事實上，DATALAND 開幕前六週，威尼斯的 Palazzo Diedo 發生了另一件事。

Herndon、Dryhurst 與 Hans Ulrich Obrist 共同策展了《Strange Rules》，展期從 5 月 4 日延續到 11 月底，跟本屆威尼斯雙年展同步。他們給自己鋪的那條路取了一個名字：「協議藝術」（Protocol Art）——介入文化生產底層規則的實踐，三十多位藝術家在這個框架下展出。同樣掌控自己的模型，同樣主張數據倫理，一個蓋了一座博物館，另一個命名了一個範疇然後邀請所有人進來。

哪一種建設會留得比較久，現在判斷還太早。但讀者與藝術愛好者們應該知道自己暫時更偏向哪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