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光影大師：林布蘭到哥雅——托雷多美術館珍藏展Ⅰ」今（17）日於富邦美術館揭幕，7月18日起正式對外開放。開幕記者會由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興、富邦美術館館長翁美慧、時藝多媒體董事長黃文德、托雷多美術館副館長安德烈亞．加德納（Andrea Gardner）共同揭開序幕，展覽代言人林志玲亦蒞臨現場。此次展覽集結美國俄亥俄州托雷多美術館（Toledo Museum of Art）52件館藏，年代從16世紀中葉延伸至19世紀中葉，包括林布蘭．范．萊恩（Rembrandt van Rijn）、法蘭西斯科．哥雅（Francisco de Goya）、約瑟夫．馬洛德．威廉．透納（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法蘭斯．哈爾斯（Frans Hals）、安東尼．范．戴克（Anthony van Dyck）與尚-奧諾雷．弗拉戈納爾（Jean-Honoré Fragonard）等藝術家。這批作品因托雷多美術館整修而展開巡迴，亦是該館館藏首度大規模來台。

此次展覽，策展人羅伯特．辛德勒（Robert Schindler）未循國別、流派或年代，將作品排列成一條線性的歐洲藝術史，而是以「繪畫與權力」、「神話與記憶」、「藝術事業」、「日常之美」、「捕捉自然」與「全球脈絡中的歐洲藝術」六個主題重新組織。權力、家庭、工作、自然與歷史記憶等經驗，也讓作品離開原有收藏地、進入台灣後，仍能與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建立連結。

展覽起點「繪畫與權力」，將權力從王室與教會，延伸至統治者的自我形塑、公民責任，以及繪畫本身如何令信仰與政治理念成為可見形象。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的《荷拉斯兄弟之誓》（The Oath of the Horatii），以三名男子向父親手中的劍立誓，對照右側女性因兩個交戰家族間的婚姻與親情牽連而陷入哀傷，將捍衛城邦的公共義務與個人情感置於尖銳衝突之中。

「神話與記憶」則追問，人們今日所認識的古典世界，有多少來自後世的重新想像。于貝爾．羅貝爾（Hubert Robert）《古文物修復師的羅馬工作室》（The Studio of an Antiquities restorer in Rome），描繪工匠在古羅馬建築遺跡中，替殘缺雕像補上肢體、重新組合碎片。策展人指出，修復者依據自身時代對古代的理解重構作品，修復因此不只是保存，也包含選擇、想像與再創造。每一代人都從當代立場觀看過去，歷史也在一次次詮釋中重新成形。

「藝術事業」則把藝術家拉回具體的經濟生活。人們經常將藝術家想像為遠離現實、獨自創作的天才，但歐洲藝術生產其實長期依靠行會、工坊、委託人、中介與王室資助。哥雅的作品原為西班牙王室掛毯工坊製作的設計圖，目的並非成為獨立的架上繪畫，而是轉製成大型掛毯；直至後世因其繪畫本身的品質受到重視，這些圖稿才脫離原本的製作程序，被視為哥雅重要的獨立作品。

同區並置林布蘭較早期與晚期的兩件人物畫。策展人邀請觀眾靠近畫面，再向後退開：林布蘭不以細密描繪複製每個細節，而以少量筆觸暗示金屬反光、毛皮厚度與絲絨質感。近看時，衣料只是鬆散、近乎抽象的顏料痕跡；退後幾步，人物的服飾、光線與心理狀態才在觀看中逐漸成形。林布蘭生前聲名與收入俱高，卻因大量購藏及龐大支出，於1656年宣告破產。創作成就、收藏欲望與財務失敗，共同構成了藝術家事業的真實面貌。

「日常之美」展出宴飲、音樂、梳妝、家務與家庭生活，其中哈爾斯《風景中的范．坎彭家族肖像》（Van Campen Family Portrait in a Landscape）的作品生命，尤其超越畫面所呈現的和諧家庭。原作寬度超過三公尺，18世紀末因不明原因遭到裁切，現今已知僅存三幅部分畫作。畫中夫婦共有14名子女，托雷多藏本只見其中七人；左下方的嬰兒在原畫完成時尚未出生，數年後才由薩洛蒙．德．布雷（Salomon de Bray）補入。2018年，托雷多美術館曾策劃「法蘭斯．哈爾斯肖像：家族重聚」，讓分散近兩百年的畫作殘片暫時相聚。看似凝結於單一瞬間的家庭肖像，實際上歷經補畫、裁切與流散，疊合了不同畫家與不同年代的痕跡。

進入「捕捉自然」，自然也不再只是未經人為介入的風景。弗拉戈納爾《捉迷藏》（Blind Man’s Buff）描繪青年男女在花園中嬉遊。西方宗教圖像裡，由圍牆封閉的花園常被稱為「封閉花園」，可象徵聖母的貞潔與不受侵擾；畫中園門卻已倒下，女子雖以布巾蒙眼，仍從下方窺視周遭。原本象徵貞潔的空間因此失去封閉性，捉迷藏也不再只是無邪遊戲，而帶有彼此試探、觀看與情欲追逐的暗示。

最後一區「全球脈絡中的歐洲藝術」，則將歐洲繪畫放回跨洲貿易與殖民擴張之中。17世紀荷蘭因海上貿易累積財富，來自亞洲與美洲的器物、物種也陸續進入畫面。巴爾塔薩．范．德．阿斯特（Balthasar van der Ast）《水果、花卉與貝殼》（Fruit, flowers, and Shells）中的器皿乍看近似中國瓷器，卻可能是歐洲工匠尚未掌握製瓷技術時，以陶器仿製的產品；畫中鸚鵡亦非歐洲原生物種。

瑪麗亞．范．奧斯特韋克（Maria van Oosterwyck）的《置於臺座上的萊茵石陶瓶花卉與貝殼擺設》（A Bouquet of Flowers in a Rhine Stoneware Vase on an Entablature with an Arrangement of Shells），則因貝殼描繪極為精確，後世研究者得以辨識其品種，確認它們來自印太地區。看似安靜的花卉靜物，也成為遠距貿易、自然採集與收藏文化的紀錄。

歐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的《哥倫布的歸來》（The Return of Christopher Columbus），進一步將物件流動背後的權力關係置於畫面中央。哥倫布向西班牙天主教雙王（Los Reyes Católicos）展示從美洲帶回的物件，當地居民也被帶到王室面前。策展人提醒，這些跨洲交流不只意味航海、知識與商品交換，也包含土地殖民、資源掠奪、奴役與人口的強迫遷徙；它們不僅改變歐洲經濟，也改變了藝術家認為值得描繪的事物。

展覽最後來到透納1842年的《威尼斯聖地墓園》（The Campo Santo, Venice）。建築、水面與天空逐漸消融於光色之中，使這件全展年代最晚的作品成為古典繪畫通往印象派的出口。第二階段「從莫內到馬諦斯——托雷多美術館珍藏展Ⅱ：現代藝術的一百年」，將於2026年12月12日至2027年4月13日登場，從寫實主義、印象派與後印象派，一路延伸至野獸派、立體派、超現實主義與抽象表現主義，接續呈現歐洲繪畫由古典走向現代的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