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如何成為社群的事業？從文化服務、經濟影響到公民參與，看博物館如何實踐屬於社群的公共使命

除了作為舉足輕重的造訪勝地和思想交流的論壇外，美國的藝術博物館還在廣大社群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公民事業角色。透過多樣化的計畫提供——特展、講座、研討會、學校課程、長者關懷和特殊需求項目、現場表演、出版物到私人活動——藝術博物館得以充分作為重要的社群資源，為公眾服務並受其信任。不同於歐洲的博物館模式多數是由政府創立和資助，美國的藝術博物館是由當地社群所創建，並在財務及其他方面承擔主要責任；此外，旅遊業、創造收入的活動和政府補助，則因應不同的地理位置和具體情況而有不同程度的支持。從這個重要意義上來講，美國的藝術博物館是一個獨立的實體，不真正歸任何人所有，而是作為資源共享和集體義務運作著。

除了在專案和與使命相關的服務外，博物館還透過推動旅遊、增加消費者支出和創造就業機會，為促進地方經濟做出重要貢獻。例如，在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的最後一個完整年度），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是兩個層面：透過其直接支出（包括員工薪資和自身採購），以及博物館旅遊對當地企業的間接影響，為紐約經濟貢獻了54億美元。當然，文化機構的存在為促進智力和創意參與、個人娛樂以及社會交往提供了廣泛的機會，所有這些都會刺激長期對社區的進一步投資，包括對當地企業、學校和房地產等等。相比之下，可以想像，缺少博物館、劇院或圖書館等這些充滿活力的文化生活，紐約或任何大城市對於遊客的吸引力就會降低，居住的吸引力也會減弱。即使今天最激進的博物館批評者也普遍承認藝術和其他形式文化的存在提升了生活品質，並成為推動地方經濟的重要動力。

作為文化和經濟上舉足輕重的公民事業，博物館也日益成為就治理、資金、參與，尤其或者是最重要的問責問題，展開激烈辯論的場所。如果博物館能被真正地理解為一種社群資源，那麼從館藏開發、計畫規劃到管理和董事會代表等方面，都必然且適當地需要——能積極協商的良性基礎。這種基於社群的性質從根本上區別了美國藝術博物館，也正是基於這核心使命所帶來的期望，最終定義了其宗旨和實踐。包括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和波士頓藝術博物館在內，美國早期大多數的博物館都以草根式社區導向為其指導願景，自那時起一直是博物館的核心目標。從德州沃斯堡（Fort Worth）的金貝爾博物館（Kimbell Art Museum）到康乃狄克州哈特福德（Hartford）的沃茨沃斯學會（Wadsworth Atheneum），對美國藝術博物館而言，無論規模大小皆是如此。要想成功實現如此包容的使命——近年來越來越明顯的是，大多數文化機構都未能充分實現面向全社群的抱負——博物館就必須對比以往更廣泛的關係群體負責，這也正是美國藝術博物館與眾不同的關鍵所在。在很大程度上，博物館是受公眾信託的公民事業，人們期望它在各項活動和治理體系中有廣泛代表性。由於在兩極分化和劇變的社會中，導向這種抱負目的必然會產生緊張關係，美國的藝術博物館經常成為公共爭論和破壞性行動的場所。我認為，公眾的參與、活躍的辯論和偶爾的抗議都是機構健康和忠誠於使命的跡象。儘管博物館的方式並不總是讓所有人都滿意——這有時意味著其批評者的回應帶著堅定的信念，但各種形式的積極參與證明了它的工作正在觸及人們發生作用。害怕這些形式的參與，就等於忽略了核心使命，而這可能導致計畫走向平庸和使命貶值。

博物館要完全觸及其創立之初所要服務的受眾，就需要領導層——我指的是管理人員、董事會、策展人、教育工作者和專案開發人員——同時實現幾個相關目標。這些目標包括發展真正吸引多元觀眾的活動，瞭解如何掃清障礙讓過去被邊緣化的群體進入博物館，以及廣泛傳播能清晰表達博物館願景的資訊；所有這些都需要深思熟慮，並與觀眾居住的不同社區深度交流。為了接觸那些從未參觀過博物館且在過去可能沒有感到受歡迎的人群，博物館高層需要制定協調一致的策略，同時營造好客和激動人心的氛圍，從而真誠地讓他們參與進來。這些目標並不簡單。要實現真正的變革，博物館高層還必須為長期發展投入充足的資源，且必須擁有能夠在特殊挑戰和長期變革過程保持敏銳的專業員工。在2020年春季爆發的全國抗議運動之後，有理由相信進展目前正在發生。

（本文選取自《博物館為何重要》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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