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樹是一棟建築；一座森林是一座城市；而在所有森林之中，楓丹白露森林是一座紀念碑。」──── 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1]
1872年，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在致楓丹白露森林藝術保護委員會的信中，如此形容這片位於巴黎近郊的森林。對他而言，楓丹白露並不只是由樹木、岩石與林地構成的自然景觀，而是一座經歷數個世紀逐漸形成、承載歷史與文化記憶的「紀念碑」。在同一封信中，他更寫道：「森林是數個世紀所建造的，人類不應將它摧毀。」
一百五十多年後，這句話再次令人警醒。2026年7月，楓丹白露森林接連發生火災，數日內約2,000公頃森林受到火勢影響，相當於整座森林約十分之一的面積。隨後，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親赴現場，並宣布啟動「拯救楓丹白露森林」募款機制，投入森林重建、重新植樹與未來的保護工作。
對今日遊客而言，想到楓丹白露森林，或許會先聯想到法國王室歷史、壯麗宮殿，以及巴黎近郊的自然休憩地；但在藝術史中，這片森林還有更深遠的意義。19世紀，楓丹白露成為法國風景畫發展的重要現場，一群畫家走進古老橡樹、岩石、林間空地與光影之間，重新思考自然在風景畫中的位置，也尋找描繪風景的新方式。然而，這群原本帶著畫架走進森林的畫家，後來經歷了什麼，讓他們從描繪森林，走向守護森林？
王室獵場：風景畫之前的楓丹白露
早在成為畫家筆下的風景之前，楓丹白露森林曾是法國王室重要的狩獵領地。自中世紀起，這片廣闊的森林便因豐富的獵物與自然資源，成為君主狩獵與遊憩的重要場所。到了16世紀，法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在此興建楓丹白露宮，森林也逐漸與宮廷生活緊密相連。此後數個世紀，歷代法國君主都曾來此狩獵、休憩，使楓丹白露成為王室生活的重要空間。據後世文獻記載，路易十四甚至曾以「在凡爾賽，我住得像國王；在楓丹白露，我住得像王子；在貢比涅，我住得像農夫」形容三座王室居所。[2]
除了狩獵之外，森林也提供木材等自然資源，並受到王室與國家的管理。獵徑、林地與樹木的使用皆有規範，因此森林並非一片任其生長的荒野，而是一片具有明確用途、受到管理的王室領地。直到19世紀，隨著社會與交通環境逐漸改變，這片曾屬於王室的森林才開始迎來另一批觀看者——旅人、遊客，以及前來寫生的藝術家。
鐵路開進森林：巴黎人開始走進楓丹白露
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正在改變法國的城市面貌。工廠增加、人口集中，巴黎逐漸成為一座快速擴張的現代都市；而與城市喧囂相對的森林，反而開始被想像成一處可以暫時逃離都市生活的自然空間。楓丹白露也因此有了新的意義：它不再只是王室的狩獵領地，而逐漸成為巴黎人眼中的「世外桃源」。
鐵路的出現，更讓這樣的想像成為可能。19世紀中葉，鐵路將巴黎與楓丹白露—阿沃（Fontainebleau-Avon）地區連結起來，讓原本不易抵達的森林變得更加方便前往。這片曾屬於王室的狩獵領地，也因此逐漸向大眾敞開，成為巴黎人週末散步、遊覽與親近自然的休閒勝地。人們來到這裡，不再只是為了木材或狩獵，而是為了暫時離開快速發展的城市，走進樹林、岩石與開闊景觀之間。
但鐵路只是打開了通往森林的道路，真正讓更多人走進楓丹白露、認識這片森林的關鍵人物，則是克洛德・弗朗索瓦・德內庫爾（Claude-François Denecourt）。1842年，他開始在森林中開闢並標示「藍色步道」（sentiers bleus），將原本複雜的林地轉化為一條條可以循線探索的遊覽路徑。這些步道串聯起奇岩、泉水、洞穴與開闊景觀，讓森林從一片需要自行摸索的林地，變成一場有路線、有目的地的自然探索。
1853年，德內庫爾又興建最初名為「皇帝堡」（Fort de l’Empereur）的觀景塔，讓遊客得以從高處俯瞰森林。至此，楓丹白露不只是變得更容易抵達，也逐漸成為一片可以被遊覽、觀看與欣賞的公共風景。森林開始透過步道、景點與觀看路線，被重新理解與想像；而越來越多走進森林的人群之中，也出現了一群帶著畫架而來的藝術家。
從獵場到心靈風景：人們開始重新觀看森林
當楓丹白露逐漸成為巴黎人可以親近、遊覽與欣賞的公共風景，森林的意義也不再只是王室獵場或自然資源。早在畫家大量走進楓丹白露之前，文學已經開始賦予森林另一種想像。18世紀末，法國作家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在《自然景觀集》（Tableaux de la nature）中，以「寂靜的森林」與「可愛的孤寂」描寫漫步林間時的感受：
「寂靜的森林，可愛的孤寂，
我多麼喜愛漫步於你那無人知曉的蔭影之下！
在你幽暗曲折的小徑中，迷失於夢想之間，
我感受到一種自由而不安的情懷！」[3]
柯洛 (Jean-Baptiste-Camille Corot)，《阿夫賴城》（Ville d’Avray），1835年。18世紀末法國作家夏多布里昂，以「寂靜的森林」與「可愛的孤寂」描寫漫步林間時的感受，也為後來巴比松畫派走進森林、重新思考風景畫提供了重要的背景。(維基百科)
在夏多布里昂的詩句裡，森林已不只是木材、獵場或可供利用的自然資源，也成為讓人獨處、沉思與寄託情感的空間。這也預示了19世紀風景觀念的轉變：自然不再只是人類活動的背景，而開始成為值得獨立觀看、感受與描繪的對象。從文學裡的森林，到畫布上的森林，人們對自然的理解逐漸改變，也為後來巴比松畫派走進森林、重新思考風景畫提供了重要的背景。
當森林成為主角：巴比松畫派走進楓丹白露
隨著楓丹白露成為巴黎人親近自然的休閒勝地，越來越多畫家走進森林寫生，並聚集於附近的巴比松（Barbizon）村落。柯洛（Camille Corot）、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與泰奧多爾・盧梭（Théodore Rousseau）等人，都曾以楓丹白露的森林與鄉村為題材，後來被稱為「巴比松畫派」(Barbizon School)。
這群畫家開始反思學院派理想化、經過安排的風景。他們不再滿足於畫室裡被設計好的自然景象，而是走出畫室，直接面對真實的樹木、岩石、土地與光線，從自然本身尋找描繪風景的新方式。自然也從歷史、神話或宗教故事的背景，轉化為畫面真正的主角。
而在快速工業化的時代背景下，森林也有了更深一層的意義。當巴黎逐漸成為人口密集、充滿工廠與交通的現代都市，楓丹白露所代表的自然與寧靜，也成為一種與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經驗。對畫家而言，描繪森林不只是捕捉眼前的風景，也是在記錄一種正在現代化社會中逐漸改變的自然經驗。
從畫架到請願書：畫家為何開始保護森林？
當森林成為畫家眼中珍貴的風景，它也正面臨另一種現實。19世紀中葉，隨著木材需求增加與森林管理方式改變，楓丹白露部分區域開始受到砍伐與開發的威脅。在當時的林業邏輯中，樹木是可以管理、砍伐、計價並重新造林的自然資源；但對長期在此創作的藝術家而言，一棵古老橡樹的價值卻遠不只木材本身。它可能經歷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時間，構成一片無法重新創造的森林景觀。
其中最早站出來的，是長期以楓丹白露為創作對象的盧梭。1852年前後，楓丹白露森林面臨砍伐與不當造林，盧梭因此向政府提出請願，反對破壞森林原有景觀。這場行動也凸顯出藝術家與當時森林管理邏輯之間的差異：一方關注木材產量與森林的經濟效益，另一方則試圖讓人們看見，森林除了資源之外，也承載著藝術、歷史與集體記憶。
盧梭的行動也獲得其他藝術家與作家的響應。作家喬治・桑（George Sand）於1872年在〈楓丹白露森林〉一文中呼籲人們「守護森林，尊重那些高大的古樹」，並將森林形容為「自然的偉大教堂」。[4] 與盧梭一同在楓丹白露創作的米勒、柯洛，以及後來加入的夏爾・弗朗索瓦・多比尼（Charles-François Daubigny）等人，也逐漸投入這場保護行動。原本從藝術創作出發的風景觀，逐漸走出畫壇，成為社會共同關注的森林保護議題。
這場行動也逐漸促成政策上的改變。1853年，政府先將624公頃森林劃為「藝術景觀區」（séries artistiques），以保護其中具有特殊景觀與藝術價值的區域，限制一般性的砍伐與森林開發。這項措施的重要性在於，森林開始不只是以木材等經濟資源的身分受到管理，也因為「風景本身值得保存」而獲得特殊保護；1861年，拿破崙三世進一步以帝國法令擴大並確立這項保護措施，保護面積達1,097公頃。楓丹白露因此成為重要先例：森林不只是可以被利用的自然資源，也能因為景觀與藝術價值受到特殊保護。
但藝術家的行動並未就此停止。1873年，藝術家與作家進一步組成「楓丹白露森林藝術保護委員會」（Comité de protection artistique de la forêt de Fontainebleau），由米勒擔任名譽主席，柯洛、多比尼等藝術家參與其中；雨果、喬治・桑等作家也加入聲援。翌年，委員會發起請願，希望擴大森林的保護範圍。
此時，藝術家的角色也逐漸發生轉變：他們不再只是描繪楓丹白露的畫家，也開始成為捍衛森林的行動者。當森林面臨砍伐與改造，如何保存這片獨特景觀，也逐漸成為藝術家們所關注的議題。於是，他們走出畫布，透過請願、連署與公共倡議介入森林保護，使森林保護逐漸成為社會共同關注的公共議題。從畫風景到為森林發聲，楓丹白露也因此成為早期自然保護運動的重要案例。
拯救楓丹白露森林：一場跨越百年的森林守護
2026年的火災，讓人們再次回望楓丹白露走過的歷史：從王室獵場、巴黎人的休閒去處，到畫家筆下的風景，再到值得保存的文化景觀。19世紀，藝術家走進楓丹白露，原本是為了描繪森林；但當他們看見這片風景可能因砍伐而消失，也開始走出畫布，為森林發聲。這讓楓丹白露不只是風景畫史上的重要現場，也成為早期自然保護行動的重要案例。
一個多世紀後，2026年的火災再次讓楓丹白露面對森林保存的問題。今日的危機雖已從19世紀的砍伐轉為火災，但這片森林所承載的自然、藝術與歷史記憶，依然留存在其中。從畫筆下的楓丹白露，到為森林發聲的畫家，藝術留下的也不只是森林曾經的模樣；它也讓這片土地的價值被更多人看見，成為今日持續守護它的理由。
[1] Victor Hugo, « Lettre au Comité de protection artistique de la forêt de Fontainebleau », 1872, in Œuvres complètes de Victor Hugo : Correspondance, tome III: « Un arbre est un édifice ; une forêt est une cité, et entre toutes les forêts, la forêt de Fontainebleau est un monument. » Hugo ajoute également : « Ce que les siècles ont construit, les hommes ne doivent pas le détruire. » 這段話出自1872年維克多・雨果〈致楓丹白露森林藝術保護委員會的信〉，收錄於《維克多・雨果全集：書信集》第3卷。雨果在信中以建築與城市作為比喻，強調楓丹白露森林並非單純的自然資源，而是經歷時間累積、承載歷史與文化價值的景觀。
[2] This quotation is generally attributed to King Louis XIV. In her article “J.-B. Oudry’s Royal Hunts and Louis XV’s Hunting Park at Compiègne: Landscape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eace,” Julie Anne Plax cites Michel Antoine’s Louis XV (Paris: Fayard, 1989), in which the quotation appears. The original texts: “À Versailles, je suis logé en roi, à Fontainebleau en prince, à Compiègne en paysan.” 此語一般歸於法王路易十四，見於米歇爾・安托萬《路易十五》。
[3] 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 La Forêt », Tableaux de la nature (1784–1790) : «Forêt silencieuse, aimable solitude, / Que j’aime à parcourir votre ombrage ignoré ! / Dans vos sombres détours, en rêvant égaré, / J’éprouve un sentiment libre d’inquiétude ! / Prestiges de mon cœur ! je crois voir s’exhaler / Des arbres, des gazons une douce tristesse. » 法國作家弗朗索瓦・勒內・德・夏多布里昂〈森林〉，收錄於《自然景觀集》。詩中將森林描寫為寧靜、幽暗且帶有孤寂感的空間，呈現浪漫主義對自然與個人情感之間關係的想像。
[4] George Sand, « La Forêt de Fontainebleau » (1872): « Il faut conserver la forêt, respecter les grands arbres. […] La forêt est la grande cathédrale de la nature. » 這段話出自法國作家喬治・桑1872年〈楓丹白露森林〉一文。桑在文中呼籲人們保護楓丹白露森林及其古老樹木，並以「自然的偉大教堂」形容森林，強調其不僅是自然景觀，也具有值得珍視與守護的文化與精神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