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有很多座教堂

兩年一度、四處移師的歐洲宣言展（Menifesta），今年6月20日於德國NRW邦的魯爾區（Ruhrgebiet）盛大開幕。魯爾區一向是德國歷史中除了柏林外，最為敏感之處：該地不僅是德國之所以得以發動兩場世界大戰的產業基礎，更是戰後歐陸去工業化的重要指標。歐洲宣言展於魯爾區舉辦，自然劍指歐洲產業史及資本主義進程的本質。歐洲宣言展總監海德薇．菲恩（Hedwig Fijen）便曾於訪談中提及：本屆展場所在城市蓋爾森基興（Gelsenkirchen）於19世紀末曾是當時第二帝國最富裕的城市之一，還因此有著包括花園城市（Garden City）在內的先進都市計畫，但今日卻淪為全德最貧困的城市之一。

面對後工業化／貧窮化的議題，歐洲宣言展並不採取廢棄工業遺址的尋常套路，反而在魯爾區精選了12座廢棄教堂遺址，並命名展出標題為「這不是一座教堂」（This is not a church）。隨著德國戰後的重建，在戰時曾受到重挫的魯爾區城鎮陸續開始重建。而除了重要的工業設施外，教堂做為市鎮的社區中心亦常成為重建的首要目標。魯爾區因而擁有大批戰後現代主義的天主教及新教教堂，不少建築亦為重要現代主義大師名作。然而隨著去工業化及人口變遷的進程，大批教堂已遭受「去聖」（deconsecration）的命運。

根據工作人員的說明，歐洲宣言展一開始調查魯爾區「去聖」的教堂便多達百餘座。在考量公共交通便捷度、轉化為展場的可行性以及建物主管單位的配合度等問題後，展場名單最終縮限為分布於四座城市的12座教堂。這當中包括了位於公認德國生活環境最差的杜伊斯堡（Duisburg）的親愛聖母文化教堂（Kulturkirche Liebfrauen）、位於艾森（Essen）的三座去聖教堂、位於蓋爾森基興的四座去聖教堂以及位於波鴻（Bochum）的四座去聖教堂。

事實上魯爾區的人口在過去20年並未大幅衰退卻擁有大量「去聖」教堂，這並非單純僅是新移民人口增加的問題。雖然大量移民人口增加，造成新落成的清真寺隨處可見也是事實。但較為外人所不知悉的遠因則是德國特殊的「教會稅」（Kirchensteuer）制度：只要德國居民在戶籍上老實填寫自己的宗教信仰為新教（evangelisch）或天主教，地方政府便會強迫代收高達每年度須繳納所得稅約1/10的額外教會稅給納稅義務人所屬教區的教堂。這種強迫中獎的稅制，使得大批德國年輕人即使家裡有教會背景，也選擇填寫無信仰或甚至改宗。德國近年來除了伊斯蘭教，各宗派佛教、印度教及錫克教等信仰人口不斷攀升，在大量教堂去聖的同時，上述清真寺、廟宇及聖殿卻不斷建設：事實上，魯爾區還有一座廢棄教堂被改為泰國佛寺使用。

這些外來亞洲宗教也絕非右翼媒體所描述的清一色都是新移民信徒所組成，事實上筆者近日路過一場印度教慶典，不少信徒及修行者都是道地的德裔青年。反而筆者每回參加在地天主教活動時，更多虔誠信徒是來自非洲及拉美的新移民；若在NRW邦生活，路上隨處可見的修女們不是來自南亞、非洲便是拉美。信徒組成背景及宗教與社區活動上的變遷，影響了教會的存續。好幾個世紀以來為科隆帶來大量香油錢財富的科隆大教堂（Kölner Dom），彷彿為了回應本屆歐洲宣言展式的，預計將自今年七月起開始收入場門票費用來貼補教堂營運上的損失。

這不是一座教堂

「這不是一座教堂」此一帶有馬格列特（René Magritte）風格的標題，不僅透露了德國宗教、經濟及移民生活上的變遷，更直指歐洲最深層的社會結構。本屆歐洲宣言展也以數量頗多的多策展人制度來回應該屆展出，藝術團隊共邀請了9位策展人來負責12座不同的教堂展區；歐洲宣言展還替這些策展人命名了獨特的頭銜：「創意調解人」（Creative Mediator）。該展通常由幾位「調解人」負責特定幾座去聖教堂，所以事實上各展場維持完整且各自獨立的策展語彙。而有不少去聖教堂事實上也早已在歐洲宣言展之前便轉化為藝術用途：譬如處處可見的「文化教堂」（Kulturkirche）便是地方政府將廢棄教堂轉為現成的社區文化中心。位於艾森的主要展場聖格特魯德天主堂（St. Gertrud）目前為艾森造形藝術學院（Hochschule der bildenden Künste Essen）的「校舍」，現場除可趁機目睹同學們的工作室，在開幕日還有藝術學院舉辦的小型聯展於教堂的另一空間中同步展出。

整體來說，「這不是一座教堂」的展出內容圍繞著幾個主題：（一）魯爾區的後工業化議題（二）魯爾區的移民史及文化變遷（三）土裔德國人的文化視角（四）「去聖化」宗教地景的再考掘及後殖民批判。事實上，這12座教堂很難分辨誰是主要展場，除了各自的展出內容各有千秋外，教堂本身的建築亦是觀展重點之一。

筆者因是NRW邦居民，本以為早已跑遍該邦不少重要的教堂，沒想到本屆歐洲宣言展依舊挖掘出更多意想不到的地方建築史瑰寶。筆者姑且把聖格特魯德天主堂作為整座宣言展的中心點，主要原因是該展將參與人數不多的貴賓導覽訂於此處。本屆不少藝術家針對教堂或宗教信仰本身「玩梗」：來自波士尼亞的藝術家謝伊拉・卡梅里奇（Šejla Kamerić），在教堂祭壇後方的馬賽克上投影希臘字「ΑΓΑΠΗ」（神愛），藉此回應原本就鑲嵌於上的該字。

土裔德國藝術家艾謝・艾克曼（Ayşe Erkmen）的作品《告解室》（Confessional），把告解室打造成透明的公共空間並用AI取代神父，使天主教的告解行為成為某種公共奇觀。保加利亞藝術家普拉夫多柳布・伊萬諾夫（Pravdoliub Ivanov）則是直接改裝一處彩色玻璃，藝術家鑲入溫度計的造型藉此暗示氣候變遷的問題。非常切題的是，該展甫開幕便遭遇歐陸史無前例的六月熱浪。

個人則頗為欣賞土裔德國藝術家納桑・圖爾（Nasan Tur）的作品：他將從各廢棄教堂蒐集來的長椅直立起來，並且蒐集觀眾在紙條上留下的各種私密「告解」；藝術家再定期親手將這些「悄悄話」刻印在長椅的背部。納桑・圖爾說：「這些私密話語，就像是我們小時候會在學校偷偷刻在桌底下的各種話語。」事實上，這次不少土裔藝術家因成長經驗的差異，此次都是第一次開始高密度踏入「曾屬於另一群人的公共空間」。

筆者在接續參訪波鴻展區時，以曾於該城短居月餘的記憶驚嘆展場配置於許多當地人真正生活的社區空間之內。1998年便去聖的基督王者（Christ-König）天主堂，算是波鴻最為重要的展場。波蘭藝術家米羅斯瓦夫・包卡（Mirosław Bałka）放置於展場門口的雕像，媒材常見於當地建築圍籬，地方鄉親應會心一笑。

一步入展場內便可看到德國藝術家梅赫塔普・拜杜（Mehtap Baydu）在教堂門口擺上穆斯林信徒禮拜的群像，形成某種魯爾區今昔辯證的影像討論。盧森堡藝術家阿琳・布維（Aline Bouvy）的作品則是整理該教堂遺留的大批儀式用品、衣物及生活器皿，帶領觀眾進入教堂過去只有神父及神職人員才能進入的「後場」空間。德國藝術家尼克拉斯・戈德巴赫（Niklas Goldbach）則是透過其錄像，展現礦工雕像所呈現的陽剛肌肉官能美。

蓋爾森基興不少展場則以土國策展人居爾索伊・多塔什（Gürsoy Doğtaş）擔任「調解人」，他將大量土國藝術史上的重要畫作及土裔客工（Gastarbeiter）文獻檔案並呈，同時賦予各展場新的名稱：聖博尼法爵天主堂（St. Bonifatius）被重新冠上費爾達內・薩特爾茶園（Ferdane Satır Tea Garden），用以紀念第一代土裔女工費爾達內・薩特爾（Ferdane Satır）。湯瑪斯堂（Thomaskirche）則以默默維繫社區的第一代女工姓名，命名為哈娃・居萊克客廳（Hava Güleç Living Room）；聖安娜天主堂（St. Anna）則被重新命名為哈塔伊・恩金音樂廳（Hatay Engin Music Hall）。但為了讓這些平面作品及檔案可以在教堂中展出，不少展場的設計顯得有點生硬。事實上不少平面作品在本次宣言展的展出效果，相較裝置型作品顯得吃虧不少。

哈塔伊・恩金音樂廳的展出倒是十分有趣，內容名符其實以音樂為主，甚至吸引不少社區鄰里的小朋友聚集在教堂外探頭玩耍。可惜的是小朋友手上的零食和滑板車被禁止進入展場，導致這些各族裔的孩子們只能在門口跟著德國藝術家埃姆雷・阿布特（Emre Abut）的音樂節奏手無足蹈。由於歐洲宣言展本身並不諱言其以歐洲當代藝術作為主體，視角頂多望及近東和北美的「西方當代藝術雙年展」，因此展出的亞洲藝術家自然非常稀少。旅居柏林的新加坡藝術家黃漢明（Ming Wong）為少數參展的東亞／東南亞藝術家之一，其展出作品《Yuz Karası》源自土語「yüz karası」，直譯意為「家族恥辱」，為土語常用汙辱LGBT族群的用語。黃漢明延續過往的創作脈絡，將自己的臉與土國跨性別傳奇巨星比倫特・埃爾索伊（Bülent Ersoy）「合體」，開發出虛構的雙性人格「Bülent Wongsoy」（比倫特．黃索伊）。除了整牆虛構的卡帶封面外，現場亦有錄像展出藝術家努力練唱比倫特・埃爾索伊經典「演歌」的教學伴唱帶。

這是一座還可以再進步一些的雙年展

若說這屆歐洲宣言展在藝術性的呈現上有何問題，最直覺的回答便是視覺上的觀展疲乏。不同於許多都市型的雙年展，會刻意使用各種不同性質的公共空間呈現作品。本屆歐洲宣言展一口氣在12座去聖教堂中呈現，雖其背景設定十分刺激，但事實上藝術家不可能迴避與教堂空間之間的對抗、挪用或辯證，也自然會延伸出類似的創作思路及視覺語彙。也因此在看到後面幾座展場時，除視覺經驗上的同質性過高外，亦已無觀看第一座去聖教堂時的震撼及新鮮感外。甚至會開始質疑及辯證此種轉化教堂空間的手法，是否仍舊無可避免在視覺上符應教堂建築的「崇高性」。這也導致本屆宣言展較難看到草根或次文化為主體的創作，或相關作品早因教堂的空間語彙而顯得失聲。

另外，歐洲宣言展嘗試重新定義這些去聖教堂為「社區空間」，並思考這些教堂在後宗教空間中作為新社區的可能性。但我覺得有些假想可能過於樂觀：譬如位於波鴻的聖路德格天主堂（St. Ludgerus）由「聖洛克角」（CaboSanRoque）與「柔性建築團隊」（FLEXO ARQUITECTURA Collective）將其改裝為籃球場，預設該處將成為社區共享的體育中心。但筆者參觀當天不僅無人玩球，且我是當時唯一的觀眾。由於個人很不喜歡玩籃球，因此顧展工作人員解釋之後我還是決定讓球場維持空曠無人的狀態。

而從另一個角度思考，盧爾區並非真的「去宗教化」。事實上策展團隊大可與當地清真寺及印度教廟宇等組織合作，不僅促成非信徒走入信仰世界，甚至會是魯爾區真正落地的社區經驗。此外筆者也意識到該屆展覽欠缺與在地媒體和宣傳平台的整合，德國地方展覽訊息介面及資訊豐富，但這次從NRW邦各大車站的藝文海報、德國主要現當代藝術雜誌到地方廣播電台和相關地方活動資訊，都難以找到歐洲宣言展的相關資訊露出。旅居柏林的國際藝術圈常笑稱德國還有另外一處與國際脫節的「德語藝術圈」，然而完全放棄德語媒介及在地宣傳管道似乎也是某種不接地氣的態度？筆者在長達一週的觀展經驗下來，處處是外國（甚至還巧遇台灣同胞）專業觀眾卻較少見到在地鄉親的臉孔。

展覽雖不斷強調與社區共生，但從在地藝術愛好者的角度來看還是有些許距離與陌生感。而本屆歐洲宣言展在一些行政端的缺失本人亦有所體驗，亦直接影響到觀眾參觀經驗。當然筆者並非刻意針對此展雞蛋裡挑骨頭，只是歐洲宣言展過去曾被批評舉辦經費過高，而展出體驗卻仍有值得加強的空間。當然「這不是一座教堂」本身仍是值得一看的好展，除了有不少精彩作品在特殊的空間中展出，展覽結構本身亦是一齣強而有力的宣示。但本展作為歐洲宣言展第30周年的展出，似乎亦可藉此機會討論該展未來的發展性及其可能的進步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