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們能讓你問錯問題,他們就不必擔心答案了。人們並不想被告知真相,他們只想被告知:他們所相信的就是真相。」
托馬斯.品欽(Thomas Pynchon),《萬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
若將品欽在《萬有引力之虹》中的詰問移至臺灣藝術產業政策現場,我們會發現:多年來爭論的補助、減稅與產值,可能都還停留在同一套問題框架之內。長期以來,主流論述可歸結為兩組對偶方案:對產業端談減稅、對創作端談補助——究其實質皆是以公共財政資源填補系統缺口。然則,這個措施卻從未能有效解決問題,才會從補助青年到壯年,眼看著趨勢一路往終生照顧發展下去……。因此,可以確定的是:真正的問題顯然不在既往的認識框架中。
與此同時,在當前既定的認識框架及政策執行環境中,可以發現藝術領域中普遍存在著「既要補助、又要減稅、還要規模擴張,但不承擔風險」的輿論及基本心態。而或許正是這個認識論閉環,構成了品欽版的自我實現預言,一方面只想被告知自己相信的就是真相,另一方面促成了始終在錯誤架構中問錯問題從而得到無關緊要的答案。
從品欽的說法開始,或許思考藝術環境發展時必要的第一步是放下「既要、又要、還要、不要」的心態以及視「國家養」為唯一解答的框架,才能真正地探索與思考真正的問題所在。

水月鏡花:單一評價邏輯的三元共構
國際金融有所謂的「三元悖論」: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獨立貨幣政策,三者至多只能存在二者。以此悖論結構回望藝術環境,那麼「產業規模」、「制度化公共補助」、「創作場域自主性」三者差堪比擬。然則,在補助機制高度集中、評審邏輯單一化的生態中,產業規模並非獨立變量,而是補助偏好的延伸。獨立存在的三元架構並不存在,而僅僅是基於補助所建構出的單極拓展——補助決定了何種創作存續;存續的創作界定了供給;供給塑造品味;品味回過頭強化補助所認定的成功範式。「產業」與「補助」表面是兩個獨立極點,實為同一評價邏輯在分配端與供給端的兩種表徵,二者是同源的共構體。
當主導邏輯並非市場理性,而是行政化的官僚理性時,結構本身已塌縮為單一評價機制的決定結果。而「公共補助」這個單一維度其推展「產業」與「創作」此二元領域,轉換成實際環境中的機制即為:國際當代藝術雙年展(創作)以及國際藝術博覽會(產業)。由是,從觀測並分析雙年展與博覽會開始,或許是重新探索並發現真正的問題的可能起點。當放下了美好想像(虛妄)中的獨立且共存的三元結構,才能真正凝視真實世界中的現象與問題。
開到荼蘼:雙年展與藝博會的飽和曲線
「祇園精舍鐘聲揚,響徹諸行本無常;沙羅雙樹花現色,顯示盛者必衰亡。」
《平家物語・祇園精舎》
《平家物語》的開卷詩,以滄桑的詩意傳遞了佛教的「無常觀」,從《平家物語》回望任何長期運行的機制,可以說其必然地存在著發展的上限,從而逐漸地喪失發展期的動力。從這個視角回望當代藝術的兩大互動機制雙年展與博覽會,那麼必須要問的是:是否這個互構的雙元當代藝術動態機制,存在著彼此相依的關係?又是否這個相依關係已到了「開到荼靡花事了」的時刻?這個時刻是否可以客觀地被描繪與顯現?更有甚者,是否存在著一個可數學模式化的精準表述?
如果,一位藝術家其藝術史地位正比於其作品的市場價格,那麼「國際藝術雙年展」或許恰恰提供了當代藝術市場一個窺探或者預期未來藝術史的窗口,其作為當代藝術「非販售、高度可見」的學術展示場域,一定程度上的確會把「象徵資本」轉化為「價格訊號」,亦即所謂的「威尼斯效應」(Venice effect)。諸如:阿姆斯特丹大學期刊的《威尼斯效應》(The Venice effect)乃至於《詩學》(Poetics)上發表的《是否存在「威尼斯效應」?參與威尼斯雙年展及其對藝術家職業生涯的影響》(註),皆是針對此一直觀效應的研究與探討。

雙年展的力量,在於具有「純化的、似乎不受市場支配的合法性」。這種看似遠離交易的地位,讓雙年展催生出一種「預支的藝術史評價」,而這種評價對收藏家、畫廊、拍賣行更像一種可交易的「未來藝術史預期」的認證機制以及交易價值訊號。因此,雙年展對市場的作用,性質上接近股票市場中對未來現金流的折現,只是折現的是未來的典範地位、館藏機率、教科書能見度與制度性記憶。
而如果雙年展與博覽會存在著上述的相依關係,那麼是否二者會在某一個時刻走入歷史?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數學演算模式進行推估與描述?根據雙年展基金會(Biennale Foundation)的資料,回望「雙年展」的發展歷史。可以發現其歷程在初期階段成長十分緩慢,至1990年代發展速率加快,2007以後又趨於緩慢。
這個可觀察到的現象恰恰適用於龔珀茲函數(Gompertz function)作為分析工具(註1)——藉以描繪具制度慣性、衰退速度慢於成長速度、接近飽和時內部阻力遞增的系統,且可清楚區分爆發期、反曲點、長尾期三段狀態,並指認出何時「邊際效益遞減」會成為數學上的必然。同理,若博覽會與雙年展存在深刻的相依關係,那麼龔珀茲函數同樣具備描繪與分析的能力。

根據圖一可以發現:雙年展的發展從1895至1989為潛伏期,1989至2007為爆發期,並於2007年發展進入反曲點(亦即成長率的最高點,約當系統達到1/3 規模時),此後便不可避免地進入成長趨緩進入長尾與遞減、停滯。(註2)從龔珀茲曲線上看2009年挪威舉辦的「要或不要雙年展」(To Biennial Or Not To Biennial?)論壇,便存在著幾許預知的感性。圖一顯示雙年展作為「生產藝術史意義」的機制在 2000 年代初即已完成歷史使命,此後20年主要是資本慣性的長尾而非美學動能(Aesthetic Momentum)。如今「去殖民」、「生態轉向」等策展顯學,與其說是創新,不如說是這個龐大系統為了延緩抵達平衡(死亡)所做的最後努力。
相較於雙年展,博覽會的曲線更陡峭、也更早進入壟斷性長尾(儘管二者同於2007年進入反曲點);其物理極限並非審美疲勞,而是全球超高淨值人群(UHNWI)的「注意力錢包」上限——當「VIP 預展+衛星展+派對」公式成立後,藝博會便從市場平台轉化為一種高度可複製的社交機制,與此同時系統即已跨過成長率峰值,且所有博覽會皆銷售同一批藍籌藝術,邊際效益便急劇遞減。而近年斐列茲首爾藝術博覽會(Frieze Seoul)與巴黎巴塞爾(Art Basel Paris)實為對存量市場的零和博弈。也因此,Art Stage Singapore 乃至「台北當代」的失敗,或許最主要原因是系統可用自由能已不足以支撐另一巨頭。

若更進一步地將函數計算的結果證諸於藝術媒體的報導,那麼從藝術媒體《藝術論壇》(Artforum)的文章〈雙年展作為全球疲乏時代的藝術形式〉(The Biennial as Art Form in an Age of Global Fatigue)以及〈雙年展何去何從?論全球藝術危機〉(Whither Biennials? On the Crisis of Global Art)便可發現,雙年展正在成為歷史。而CNN的報導〈業界報告2024年全球藝術銷售下滑12%〉(Global art sales plummeted by 12% in 2024, says industry report),報導中專研藝術市場的經濟學家克萊爾.麥克安德魯(Clare McAndrew) 指出業者反映:「客戶的好奇心消失了……對未知的胃口沒有了。」而業者更直接說:「現有的年輕收藏家不再購買繪畫。隨著當代藝術泡沫的破裂……」。這些文章確證了函數計算的結果:雙年展與博覽會已然「開到荼蘼」。
如果,媒體資訊以及數學模型皆顯露了雙年展與博覽會的現狀,那麼以二者作為策略制定與執行的臺灣,是否必須重新調校思考的視野?
重疊的龔珀茲波:藝術市場擴張的真實機制
儘管單一的龔珀茲函數有效地顯現了成長、趨緩乃至於走向飽和的狀態,然而必須要進一步提問的是:藝術市場並非此刻才出現蕭條,二戰結束以來藝術市場事實上經歷過幾次蕭條與調整,也因此必須再深入地針對藝術市場在全球發展的起伏進行進一步的探查。
當我們將數據以更為細膩的方式進行函數分析時,可以發現,事實上戰後全球藝術市場之所以持續擴張,並非單一機制的線性發展,歷史上藝術市場的多次再成長,意味著系統並非單一龔珀茲函數,而是每當舊曲線接近飽和市場停滯時,便開啟了新的結構性創新介入起點的鏈式耦合,隨後透過破壞性創新重置,開啟承載量更高的新趨勢。圖二可以看見藝術市場的歷次停滯期,最短2年最長14年來消化系統泡沫、讓新世代完成原始積累的「摩擦時間」。

值得注意的是,1945 年的全球市場量約為 0.08 億美元、2014 年到達 682 億美元,每條龔珀茲曲線的「高度」都遠大於前一條,呈現倍增級的跨世代跳躍。綠色箭頭所標的五次結構性點火,每一條新龔珀茲曲線的起點都不是來自然成長,而是來自具體的外生資源挹注——華爾街金融化(1975)、中國及俄羅斯海灣新地理市場(2004)、藝博會爆炸與 UHNW 增殖(2010)、NFT 與零利率 QE 洪流(2020),五次結構性突破各自耗盡了一個創新資源類別。
無論是新交易技術(拍賣金融化、藝博會、社群分發)或新資產類別(現代→當代→潮流與數位資產)。增長的本質不是既有系統的最佳化,而是承載量本身的擴張。也因此,真正應該問的是:下一個創新資源何在?可以確定的是絕非讓雙年展在臺灣遍地開花,當然,只怕也很難是在臺灣舉辦一個國際當代藝術博覽會,畢竟二者將繼續回到一直以來的「貼補」閉環。
獨開生面脫窠臼
當全球雙年展與藝博會皆已進入飽和期,持續投注於此二場域其邊際效益是否仍具正當性?若增長必來自外部,策略槓桿便在辨識下一條曲線的潛伏期,並在預先完成卡位。觀察戰後每次成功的重置皆具三項判準:新交易技術(降低匹配與認證成本)、新資產類別(開闢新需求層)、新場域地理(提供舊場域已失去的制度可塑性)。
前面的重置皆集中於單一層面——拍賣金融化與藝博會作用於機構間交易(B2B),策展人時代作用於論述生產(亦偏 B2B)。然則,一如前述所有傳統點火類別都已用盡,因此下一條龔珀茲必須由全新機制啟動,並且必須同時思考B2B/B2C,藉以在基礎設施與系統架構進行基底邏輯重組。
如果下一條龔珀茲曲線必須發生在基礎設施與系統架構的底層邏輯重組,那麼或許將可能是以圖三中的架構生成。其中包含了B2B(產業對產業)/B2C(產業對消費者)的交錯網絡。
B2B 層:AI 驅動的藝術產業基礎設施
B2B 層的顧客為畫廊、拍賣、藝博會、美術館、家族辦公室與藝術金融服務者;核心商品是使作品得以被評價、媒合、認證、資產化的基礎設施。可概括為四項:其一,算法化價值評價——將評價權力從少數權威(《Artforum》、MOMA)移轉至動態演算法,綜合展覽履歷、出版、社群互動、資金流向與學術引用,繪製藝術家「拓撲影響力地圖」。其二,三方媒合演算法——藝術家—畫廊—藏家的雙向精準媒合,商業模式類比金融造市商。其三,鑑定與來源(Provenance)——AI 結合材料科學從筆觸微結構、顏料化學、光譜數據建立數位指紋,使鑑定邊際成本趨近於零。其四,衍生金融工具——藝術資產可衍生為所有權分割(Fractional Ownership)與基於影響力波動的金融商品。
公共資源於此層的比較優勢,在於,建構制度前提:資料標準、認證規範、法律框架、跨境流通協議、數據基礎設施。臺灣科技產業的潛能應可提升鑑定服務與資料基礎設施的競爭優勢。此一層面回報期較長(7至10 年),但制度護城河亦較深。

B2C 層:空間網路化與感知工程
B2C 層的終端顧客為個人觀眾、城市流動人口、文化旅遊者與從感知體驗進入蒐藏的新世代藏家。當集中式實體展覽的熱力學損耗已達上限,展演系統須重構為嵌入城市日常的多節點網路——由「少數藝術圈觀眾」擴張為「整座城市的流動人口」,此為承載量定義本身的質變。
其構成有三:其一,科技藝術都會網路(Tech-Art Metropolitan Network)——藝術發生地由單一展館擴張為整合城市產業與空間的網路,商業邏輯近於串流平台或都市訂閱服務,單次門檻低但高頻長週期累積構成持續收入。其二,基於認知科學的展覽設計——將展覽重構為可自我修正的控制論系統(Cybernetic System),策展由論述生產升級為認知工程。
其三,感知體驗產業化(NEEE,Neuro-Experiential Environment Engineering)——感知環境工程服務可複製、可授權,市場延伸至商業空間、文化觀光、教育、醫療與高端零售;面向 B2C 的是體驗本身,支撐體驗的工程服務則形成隱性 B2B 市場,使兩層具天然收益互補性。臺灣相較於港新之金融導向或日韓之 IP 導向,在感知工程與都市嵌入式展演的產業化上應可具差異化優勢。此層回收期較短(3–5 年)但競爭門檻亦較低。
雙層之協同:相互鎖定的產業閉環
B2B與B2C兩層並非平行獨立,而是結構性相互鎖定:B2C感知層累積的觀眾行為、注意力軌跡、體驗反饋數據,正是B2B演算法評價系統最珍貴的輸入;B2B建構的藝術家影響力網絡圖譜,則為B2C策展提供選件依據。B2C是B2B的數據上游,B2B是B2C的策展上游,雙向流動構成完整閉環。對臺灣而言,此結構使其不必在單一層面與倫敦、紐約、香港硬碰硬,而可利用雙層閉環的整合能力——形成獨特的「整合式藝術產業聚落」。此聚落一旦成形,其制度可塑性將使其成為下一條成長曲線的新地理重心之候選,而非既有霸權的衛星。
雙年展與主流藝博會已是昨日黃花,或許問題從來不在於資源是否足夠,而在於是否把資源投入蓄積新趨勢的爆發。公共資源的比較優勢在於建構制度與支撐跨域實驗空間,而非挑選贏家。臺灣能否在全球長尾熵增中保留產生自身新趨勢的可能性,或許仍繫於品欽的最後一問:能否不被告知我們所相信的就是真相,而是真正問對問題?捉住重力彩虹上升期的那段拋物線。
註1 龔珀茲函數(Gompertz function)所描述的是一種常見於制度與生態的成長模式:初期緩慢、隨後爆發,在達到某個臨界點後,內部阻力開始增加,成長反而趨緩並進入長尾。當系統達到約 1/3 規模時,成長率會達到最高點,此後便不可避免地進入遞減。
註2 就龔珀茲模型的參數而言,雙年展曲線的阻力主要來自國際藝術史意義生產的吸納上限已被1990年代的策展人革命所鎖定;而藝博會曲線則同時受頂級藏家「注意力錢包」與系統內部損耗(畫廊參展的保險、運輸、人員、展位成本)的雙重夾擊。兩條曲線皆已越過1/3 反曲點(36.8%左右),其後的時間序列主要由資本慣性而非新的審美動能所驅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