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女導演（Ildikó Enyedi）請到曾對著「樹洞」傾訴秘密的坎城影帝梁朝偉出演的《你是不會當樹嗎》（下文以英文片名Silent Friend「沉默的朋友」稱之），在榮獲威尼斯影展六項大獎後凱旋歸國的首映，卻是在塞列伊（Sellye）的城堡植物園內，面對那棵電影中的銀杏巨木。但看似宣傳噱頭的背後實則是清晰地聲明，這棵樹才是主角，它應當第一個「看見」這部為它拍攝的電影。然而，體現導演創作姿態的插曲，同時更揭示了當代藝術與思想界近年來，如藝術史學者約翰．阿洛伊（Giovanni Aloi）與哲學家麥可．馬德爾（ Michael Marder）稱之為「植物轉向」（vegetal turn）的一次認識論位移。人類中心主義已然限制了我們的意義宇宙，也導向了生態系的毀滅，他們共同指出那個讓人難以迴避的問題：「我們如此熱情關注植物，是否因為森林正在消失，而試圖在思想中保存那些正在現實中凋零的事物？」《沉默的朋友》或許以創作語言回應了藝術家們思考的相同「人／樹」問題，而且看似是最具「古典」電影形式的一次。關鍵，盡在沉默、不語之中。
銀杏與分類學的三段歷史
《沉默的朋友》中不同年代、只因植物科學「研究」才交會的三條敘事線，實則是植物知識史上的三個關鍵轉折點，對應著人類理解植物的三種認識論模式，而梁朝偉的角色更是出自近代直接催生這個「轉向」的義大利植物神經生物學家斯特凡諾．曼庫索（ Stefano Mancuso）。片中三個時代，三個主角，三種影像語彙，黑白古典的1908年是林奈分類學體系全面主導西方植物學的時代。格雷特（Grete）作為德國馬爾堡大學的首位女學生，以攝影探索植物形態中隱藏的宇宙秩序，她的方法是直觀、感知、跨越學科邊界的，這在當時的父權學術體制下不被嚴格的「科學」所承認。分類學系統性壓制了植物感知共存，「思考樹」的古老宇宙觀被歸入民俗與迷信，而植物被鎖入拉丁語學名的網格。格雷特的失敗不是個人能力的失敗，而是一種感知方式在制度知識體系下的失敗。
1972年，同一個校園中的漢內斯（ Hannes）身處反文化運動的尾聲，他的「暗戀」貢杜拉（ Gundula）研究天竺葵的電化學反應，這對應1970年代植物學研究所引發的短暫公眾迷戀。科學儀器遇上了嬉皮的混雜認識論模式，數據與靈性並存的宇宙論。這段敘事是整部電影中最溫柔也最哀傷的，科學與感知的短暫握手最終仍以「不確定性」收場，指針的偏轉究竟是植物的情緒，還是實驗者的一廂情願？而2020年的梁朝偉則是一位在新冠疫情閉關中，與銀杏一同受困德國校園、只能獨自工作的外國神經科學家，他將嬰兒腦神經研究的方法移植到巨木上，以精密儀器記錄樹木的電化學反應，並生成迷幻色彩的神經網絡視覺化影像。這是植物神經生物學話語的直接電影化，用神經科學語言為植物的感知能力提供嚴格的科學佐證。然而片中這個最進步的認識論模式並沒有凌駕其他兩個，同樣開放、無法被完全「翻譯」。三個時代各有其局限與失落，銀杏始終靜靜矗立，不受任何一個認識框架的完全掌握。
論述轉向的現場
過去十多年，「樹、森林、植物、生態系」等相關命題在當代藝術語境中的大量討論，事實上已經共同勾勒出「植物轉向」的幾個核心命題：植物不是背景而是「能動者」（agent）、其感知與溝通能力是科學事實而非浪漫想象、其時間尺度揭示了人類時間感的局限與傲慢、而對植物的壓制，往往與對女性、原民、非西方知識傳統的壓制具有結構性的同源關係等等，顯然都是近年大眾不陌生的展覽命題討論。「植物轉向」並非某一宣言的產物，而是在2010年代中期，從哲學、科學、藝術史、文化研究各自獨立的發展動態中，被事後歸納出的一個結構性轉變。顯然，我們更熟悉的是隨著動物研究與後人類主義的興起，在1990至2000年代已相當成熟的「動物轉向」。但植物不是新的動物，把道德關懷的圈子從人類擴展至動物，再擴展至植物，是一種線性的同情心外推。而真正需要挑戰的，正是這個「畫圈子」本身。
換言之，主要反對的是那個可以上朔至古典哲學，認為植物只具備生長、繁殖與吸取養分的能力，沒有感知、意識、內心的「歧視」。這不只是植物學的分類，更是一個形而上的等級框架，其文化影響延續至今，植物從來都是背景、資源、風景，卻從不是主體。美國植物學家舒斯勒（Elisabeth Schussler）和生物教育家萬德西（James Wandersee）在1999年稱此現象為「植物盲」（plant blindness），人類視覺系統演化上傾向關注運動物體，而植物的靜止性使其自動退入背景，成為注意力的盲區（這也正是《沉默的朋友》當中所凸顯的「沉默」關鍵所在）。從植物研究的角度來看，後人類主義也並未對植物盲免疫。觸動轉向的科學引信，是義大利植物神經生物學家曼庫索等人的研究，植物具有記憶、溝通、甚至學習的能力。根尖存在類突觸的細胞行為，揮發性化學物質構成遠距離的警訊網絡等等。這套語言本身就充滿爭議，把「神經生物學」詞彙套用於植物，是嚴格描述還是隱喻擴張？但爭議本身，正是轉向的核心：我們究竟能否用為動物設計的概念框架，理解一個演化路徑根本不同的存在形式？
哲學家馬德爾提出「植物思維」，一種「無頭思考」（thinking without the head），無中央指揮，以分散式、根莖式的存在回應環境。植物沒有可被消滅的核心，局部死亡不等於整體消亡，它與環境的關係是滲透性的混合，而非動物式的邊界分明。藝術史學者阿洛伊則追蹤這場轉向在當代藝術場域的具體顯現，越來越多藝術家都超越「再現」植物，與植物共同創作、思考，讓植物的時間感、生長邏輯與不透明的他者性，真正滲入作品的結構當中。恰如《沉默的朋友》的結構，三條無法完整「連接」的敘事，沒有中央情節或高潮，模仿植物的根莖式存在邏輯，沒有主幹，每個節點都可以是起點，整體的意義不依賴任何單一部分的完成。這不是電影敘事的敗筆，而是植物形態學的一種電影化。
始終被中介的植物
研究生態影像的法國電影學者特蕾莎．卡斯特羅（ Teresa Castro）指出，電影對植物的再現歷史充滿了人類中心的「占有」邏輯，從19世紀末的縮時攝影讓植物「加速」至人類可見的節奏，到20世紀科幻片裡的怪物植物，將植物異質性轉化為「恐怖」，銀幕上的植物從未「被允許」以自身的主體性出場。縮時攝影是這個問題的核心症狀，它貌似讓人「看見」植物的生命，實則是以一種技術暴力將植物的時間性強行壓縮進人類的感知尺度，是一種再度的殖民化。她也引用「酷兒親緣關係」（queer kinship）呼籲以非支配性的「凝視」，重新想象人與植物的共存形式。匈牙利女導演顯然對這個電影史有著清醒的認識，讓銀杏在長鏡頭中靜靜存在，鏡頭以各種角度與距離環繞銀杏，讓植物的形態本身成為沉思的對象。戲劇性的縮時攝影只留給發芽特寫「表演」其生命力，此外電影的整體節奏遵循植物式的時間感，沒有衝突高潮，沒有問題解決，只有緩慢的、有機的積累。這看來是一個認識論上的主張，要看見植物，必須先放棄人類的敘事節奏。
這談何容易，於是片中面臨一個關鍵的無解衝突，如卡斯特羅警告越是美感化地再現植物，越有可能將植物重新「收編」為人類審美消費的對象，美感化使植物再度成為凝視的客體，而非讓它保有真正的「異質性」。一方面，片中的美感使觀眾看完電影，讓植物議題透過情感通道觸及廣泛的人群。但這同時意味著觀眾所接觸到的，是一個被精心美化、被情感加工過的植物性，而非植物本身的異質、陌生、甚至令人不安的他者性。顯然，這是電影作為媒介的結構性矛盾，它永遠必須以人類可接受的感知形式呈現世界。女導演選擇以美學共感為代價換取傳播，可說是一個極為清醒的創作選擇，但我們也必須看清它的「代價」。
樹的疏離感，他者性的無解現實悖論
綜觀之，「植物轉向」最終提出的是一個關於如何存在的問題，而非只是關於如何「看待」植物。《沉默的朋友》以電影的方式問了同一個問題，樹主角銀杏，在植物轉向的論述中具有特殊的象徵地位，它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存活樹種之一，在2億5千萬年前就已存在，比所有現存的「高等動物」演化史都更長。它是植物神經生物學所說的「超越」任何動物演化高度的最佳例證，也是植物性跨越時間的「非死亡性」最具體的活標本。此外，可以說銀杏的存在感比片中所能召喚的更為「疏遠」，而這個距離也正是關鍵答案。人／樹之間存在某種可能的溝通、共振、甚至親密，三個角色以各自時代的語言，試圖建立這個連結。觀眾因而期待在某個時刻，銀杏會以某種可感知的方式「回應」，不必說話，但至少讓人覺得它在場、它知道、它感受到了什麼。這是電影作為媒介最擅長生產的、跨越邊界的共感、情感共鳴。然而銀杏在整部片裡保持著它本來的樣子，龐大、靜默、不透明，對人類的凝視既不拒絕也不回應。它的「疏離」正是哲學家馬德爾所說「植物性」（vegetality）的關鍵，植物的存在方式根本不允許被我們「理解」，它沒有中心、意圖、沒有可被讀取的內心。任何試圖「進入」植物意識的嘗試，都必然是人類自身想象力的投射，而非植物本身的顯現。真正尊重植物他者性的藝術，必須承受這個不透明，而這與「共情、共感」在本質結構上互斥。
沉默、無以共感的人／樹朋友「關係」中的悖論便在於此，如果電影真讓植物保有其異質性，觀眾就會覺得被排拒在外。而如果為了觀眾的情感需求而將植物「人化」，則再度重蹈人類中心主義的覆轍，沒有第三條路。電影顯然選擇了前者，誠實地讓銀杏保持疏離，並為此承受了部分不可能避免的失望批評。這個選擇的代價是可見的，但它的誠實也同樣可見。或許某些觀眾感到什麼都「沒發生」，然而這恰恰正是千萬年來人類面對植物的真實處境，我們凝視、測量、命名、研究，而它靜靜地活著，不以我們的理解框架為依歸。銀杏的疏離感，不是電影少了什麼，而是做到了讓樹仍然是樹，不化作人類情感的樹洞「容器」。挫折感在這裡，或許是最誠實的回應，坎城影帝梁朝偉最重大的出演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