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問我何時去麥加朝覲？
我說，等我享盡巴格達的快樂之後再說。──阿拉伯中世紀詩人阿布．努瓦斯（Abu Nuwas，756-814）
札哈．哈蒂成長的巴格達
近日成為臺灣言論市場焦點的淡江大橋，因社會各界的相關爭論，或多或少也令不少人想起淡江大橋為已逝建築家札哈．哈蒂（Zaha Hadid）的重要遺作之一。當人們談論淡水河的夕照及其景觀議題時，我卻思索著札哈．哈蒂怎麼看待她的靈魂故鄉：底格里斯河（Tigris）畔的巴格達？若說淡水河建構了臺灣現代文明啟蒙的視角，那底格里斯河穿越的萬年歷史，究竟要讓我們如何理解其與現代建築及藝術之間的關係？
在《一千零一夜》（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中的巴格達，幾乎是座世界之都。在《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所有的事情彷彿皆起始於巴格達，亦結束於巴格達。來自遠方中國的商賈、來自沙漠的盜匪以及即將出海的英雄，各路英雄好漢都在這座城市匯集。《一千零一夜》所描繪的巴格達，是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的盛世。然而今日人們對於巴格達的印象，取而代之反而是危險、動亂及恐怖攻擊。記憶再稍微久遠一點，可能有些長輩會回憶起巴格達是座到處懸掛著海珊（Saddam Hussein）肖像的獨裁國家首都。筆者於學生時代在閱讀札哈．哈蒂資料時，心中常浮現一道疑問：這樣的巴格達真的是這位偉大建築家的出身之處？會不會札哈．哈蒂成長的巴格達是一座完全不一樣的城市？
札哈．哈蒂在巴格達居住至即將讀大學時，才離鄉前往黎巴嫩的貝魯特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註1）就讀。換言之，札哈．哈蒂確實是曾在巴格達土生土長的建築家。其父穆罕默德．哈蒂（Mohammed Hadid）是1950至1960年代初，伊拉克政界的重要人物，亦曾擔任經濟部長。1950年代初期，伊拉克在國王費瑟二世（Faisal II）的統治之下，建立了戰後最為親近英國的阿拉伯世俗政權。隨著戰後初期油田的開發及探勘，伊拉克隨之而來的巨額財富也促使費瑟二世希望可透過國際建築家之手，進而改變王國的都市景觀。
打造現代巴格達
在上述的政治訴求下，伊拉克王國希望邀集當時代全球最為精銳的現代建築師，一同設法將巴格達從一座中世紀城市搖身成為現代化的首都。今日若回望當時的政府邀請名單，確實會令人覺得十分驚嘆：王國當時邀請參與重要建築計畫的國際建築家包括了法蘭克．洛伊．萊特（Frank Lloyd Wright）、柯比意（Le Corbusier）、華特．葛羅培斯（Walter Gropius）、義大利建築家吉奧．龐蒂（Gio Ponti）、荷蘭建築家威廉．馬里努斯．杜多克（Willem Marinus Dudok）、芬蘭建築家阿爾瓦．阿爾托（Alvar Aalto）和巴西建築家奧斯卡．尼邁耶（Oscar Niemeyer）。上述名單除了幾乎囊括了戰後所有重要的建築大師外，我們亦可發現伊拉克似乎希望透過此名單來平衡掉英國當時對伊拉克於政治上的影響力。
這大概是建築史上最為重要，也最常被忽視的一場建築創作實驗：該實驗同時牽涉到何謂「現代城市」的定義。伊拉克王國針對不同的建築大師，委託與不同的大型公共建築計畫。受委託設計歌劇院及文化中心的法蘭克．洛伊．萊特，出乎意料之外地於其設計中並不採用現代主義的思維。其對於巴格達劇院的規劃，幾乎可以說是「放飛」一般地任憑東方主義式的奇想發展。建築家首先希望在底格里斯河上建造人工島，而坐落於人工島上的大劇院似乎是座帶有強烈東方情調的大帳篷。而整座人工島群，亦讓人聯想起古巴比倫的空中花園。在人工島的端點，甚至佇立著哈倫．阿爾－拉希德（Harun al-Rashid）的雕像：《一千零一夜》時代的理想阿拔斯明君。
政變下持續推進的現代化工程
這場重要的建築實驗運動，因為1958年7月14日的政變而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在1958年的政變中，費瑟二世及其家人遭到殺害，也斷絕了伊拉克王室的統治。某方面來說，費瑟二世的殞落可說是非戰之罪。1956年英法聯手出兵干預蘇伊士，促發當時泛阿主義的敏感神經。相對來說，伊拉克王國不僅沒對此事件發表反對意見，甚至先前還曾透過簽屬國際條約確保英國在伊拉克的利益。此種極度親英的態度，促發了民眾的怒火，進而點燃推翻君主制度的政變。事實上，穆罕默德．哈蒂便是支持新政府的技術官僚。但有趣的是，由費瑟二世發起的現代建築運動，在1958年政變之後，實質上改由札哈．哈蒂其父所代表的官僚體制繼續推動。
在這過程中，設計計畫推行最為順利、也相較被完整建造完成的，便是由華特．葛羅培斯所設計的巴格達大學。前任包浩斯校長葛羅培斯參考中東地區的傳統聚落，以有機的形式設計巴格達大學的校園。也因此巴格達大學和西方現代主義盛期那種由大街廓、大容積的數座單體建築所構成的巨大校園不同，葛羅培斯希望巴格達大學的校園能回應兩河流域的日曬與風土，將校園拆解成上百座各種不同尺度的建築物。若從航照圖觀看巴格達大學校園，不細看比例尺還會誤以為見到了傳統中東聚落。巴格達大學計畫讓筆者想起曾胎死腹中的「華東聯合基督教大學」（註2），相較之下巴格達大學反而是處成功施工及完工的案例，卻因政治的變動而常被世人所遺忘。
在這組夢幻名單中，吉奧．龐蒂及威廉．馬里努斯．杜多克都曾參與政府大樓的設計。然而最後成功建成卻命運多舛的計畫，則是巴格達體育館。1957年，當柯比意前往巴格達進行現地調查時，伊拉克王國希望爭取在1960年代主辦奧運會。為了符合成為首個舉辦奧運的非西方國家，原先預計要在巴格達建造各類符合奧運標準的國際體育設施：巴格達運動城（Baghdad Sport City）。柯比意為了該案設計了一種可自由開關的主場館：當巴格達體育場的牆面開啟時，可自由連結室外觀眾席，連貫成為更巨大的公共空間。
可惜的是隨著政變發生，巴格達運動城的命運就已確立。但有趣的是，在政變發生的前一天，巴格達體育館的建造公文及預算才剛被核准。具有知識分子理想性格的穆罕默德．哈蒂，也努力促使該場館的計畫得以持續進行。但因為各種原因，體育館拖延至1978年才動工。1963年，另一場短暫的政變使穆罕默德．哈蒂鋃鐺入獄。在此之後，札哈．哈蒂的父親就對政治徹底幻滅，開始轉而專注於經商。當體育館於1980年完工時，時逢海珊取得了絕對的權力，而柯比意的體育館也因而曾被冠上了「薩達姆．海珊體育館」（Saddam Hussein Gymnasium）的惡名。
柯比意其實並非首次對阿拉伯世界感到興趣，除了早期撰寫的《東方遊記》（Le Voyage d’Orient，1911）透露出其對近東、伊斯蘭及南方建築和都市聚落的興趣外；其於1930年代以法國北非殖民地阿爾及爾作為幻想背景的歐布斯計畫（Plan Obus），試圖用極端的設計手法串聯法國殖民者社區與當地阿拉伯聚落之間的隔閡。但某方面我們可以說柯比意成也法蘭西帝國、敗也法蘭西帝國，他的傳奇發展似乎也和法蘭西帝國的視角有關，和亞歷山大大帝一般止步於印度河流域。如果柯比意多花一點心思參與戰後日本的復興，是否有可能真地讓自己的體育館設計概念擠身奧運舞台？採用後設的狂想：當初巴格達若真成功舉辦奧運，那設計史的視角是否會改從東京移往巴格達？
尋找阿拉伯現代性：藝術與城市的新面貌
在巴格達建築運動狂飆時期，伊拉克並非僅單向輸入西方大師的觀點。在當時的氣氛之下，1951年成立的巴格達現代藝術小組（Baghdad Modern Art Group）便思考如何在現代藝術中延續兩河流域古典文明及阿拉伯書法文化的精隨。藝術家賈瓦德．薩里姆（Jawad Saleem），便是在穆罕默德．哈蒂當政期間完成了《自由紀念碑》（Freedom Monument），藉此頌揚推翻王朝統治的革命政變。先且不論該作品背後的意識形態為何，賈瓦德．薩里姆結合現代主義風格，並以浮雕的方式為巴格達設立了該城市首座重要的地標。
巴格達雖然是座古城，但大家常忽略隨著古代的蒙古入侵及底格里斯河的經常性改道，巴格達意外地並未留存太多重要的古代遺跡。也因此，這座早在中世紀就被頻繁紀載的城市，其實至今仍是座尚待當代建築家在其上完成夢想的新興都會。若說巴格達當時的狂飆運動塑造了什麼，或許它留給世人最重要的遺產便是札哈．哈蒂了。
底格里斯河畔的遺產
隨著伊拉克央行的巨塔即將完工啟用－即便有些記者不屑地認為該塔是伊拉克財政腐敗的象徵－但我們還是可以說這場超過半世紀之前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建築設計運動，總算還是以建築的方式賦予其某種歷史意義上的註腳。這座巨塔勢必要繼續挺過各種政治的動盪與風波，但它應該就會像是淡江大橋一般－當這些風波在後世成為只有像筆者這種歷史阿宅才有興趣細究的無聊註腳時，某種建築家所追求的永恆印記仍會被保存下來，成為河岸子民世代傳承的文化記憶。
註釋
註1 筆者曾於近日的專欄〈黎巴嫩現代主義：內戰前夕的黃金時代〉中提及該校。
註2 臺灣東海大學前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