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羅(公元前57—935)是朝鮮半島史上最輝煌的王國之一,尤以金飾、王陵、佛教遺跡及精巧工藝聞名。本次國立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與慶州國立博物館合作,推出「新羅:黃金與神聖(Silla: Gold and the Sacred)」特展,首度在法國展出眾多國寶級文物,彰顯該朝的藝術造詣與文明成就。以現今慶州為中心,新羅逐步形成政治與信仰結合的社會,其作品不僅展現本地特色,也反映與中國、日本、中亞及地中海世界的接觸交流。6世紀初佛教成為精神核心之際,亦帶動珍貴材料、美術圖像與製造技法的互動傳播,孕育多元的人文景觀。後至統一時期(676—935),呈現繁榮聖代而成為東亞強權,至今仍是韓國文化記憶中的重要資產。

千年新羅古城─慶州

圖1 三國時期(前57—668)〈金鏈附曲玉頸飾〉,金、玉,長30.3公分,國立中央博物館藏,國寶13613 ©國立慶州博物館

坐落韓國東南部的慶州,曾是新羅近千年的政治文化中心,2000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自20世紀初以來,此處考古發掘工作不斷,出現大量器物、陵墓和建築古跡,逐漸揭示一個介於神話與現實之間的王國面貌。如今,慶州國立博物館仍在當地持續勘察和研究重要遺址。1967年從路西里215號墓出土,屬於三國時期(前57—668)的〈金鏈附曲玉頸飾〉(圖1),具備新羅飾品的典型特徵。由金鏈之處,可見到工匠善用錘鍱、鏨刻與鏤空技法。且彼時以玉為飾蔚然成風,這來自人們認為玉是世間最純淨無瑕的原料,其中一種名為「曲玉」的彎月形玉塊備受喜愛。金光燦爛的鏈環與清澈翠綠的玉石和諧交融,透露高貴的典雅美感。

權力熔爐•鋼鐵王座

圖2 3至4世紀〈鴨形土器〉,陶土,國立慶州博物館藏 ©國立慶州博物館

公元前二世紀至前一世紀之間,位於海陸戰略要衝的慶州,是以斯盧為名,屬於辰韓(由12個小國組成)的一部份。該國為等級森嚴的複雜社群,重視崇拜祭祀活動。居民建造精美墓室,陪葬品包含陶器、武具、玻璃、玉飾和寶石等,證明物產網絡的多方流通。在統一散布半島東南部的對手後,最終成為主導力量,標誌著從邦聯到王國的過渡。一組來自德川里三至四世紀間的〈鴨形土器〉(圖2),人們自其背上開口注水,並從尾部孔洞傾倒。由於這些器皿多被發現於墓葬,推測它們可能在喪事中使用。如同《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所述,辰韓人在葬禮上「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

圖3 3世紀〈鐵製矛頭〉,鐵,最長為96.2公分,國立慶州博物館藏,慶州42202 ©國立慶州博物館

鐵器製作的興起是人類發展的轉捩點,斯盧的日益強大便與其鍛鍊技術的進步直接相關。依照考古發現,包括用於打造軍事裝備的鑄模、使耕種面積得以擴大的農器,還有砧臺和錘子等工具,以及大量保存完好的盔甲,都顯示鐵器在該地軍武擴張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也促進與周邊地區貿易往來的發展。展品中一批三世紀墓葬出土的〈鐵製矛頭〉(圖3),其顯著特徵是矛刃與柄身連接處有一凸出的漩渦狀紋飾。若要鍛造這種樣式需要進階技術,才能把鐵料拉長彎曲。這些矛頭除了征戰用途,很可能更適宜祭祀,旨在展現早期王國的軍武身份與工藝成就。

圖4 3世紀〈水晶頸飾〉,石英,主石:長5.2公分,珠帶:長46.5公分,國立慶州博物館藏,慶州31319 ©國立慶州博物館

此時期的埋藏品不僅有陶器及兵器,還出現用珍稀材料製成的首飾,大多被放置在死者身上或佩戴其身,伴隨他們進入來世。這些物件的材質多樣,包括石英和玻璃等。當中石料主要來自本土,而玻璃珠可能產於當地,也或許從東南亞與其他外埠進口。出土於隍城洞江邊路三號古墳,一條年代為三世紀的〈水晶頸飾〉(圖4),四周出現小型彎弧形配件相連成串,底部中央則是兩顆較大的多刻面主石。製作過程中首先要把原石切割並粗略打磨,使之達到所需形狀,接著在上頭鑽出細小孔洞,最後再次拋光表面進而組裝編串。工序雖繁複耗時,但成果令人驚豔。

Maripgan的黃金王座

朝鮮半島於四世紀間,形成高句麗、百濟和新羅三個王國及伽倻邦聯。在新羅地區,金氏家族從中崛起並繼承王位,直至國朝滅亡為止。當時統治者採用「maripgan」的稱號,意為「大首領」,持續沿用至六世紀初。此時新羅不但鞏固勢力擴張領土,並基於世襲血統的骨品制度來建構國家,以此決定官職階級和權力歸屬。皇家陵墓從五世紀開始建造,其中一些直徑達80公尺,證明擁有強大的資源調動能力,標誌菁英墓主的權威和統御。經由大量考古發現,包括王冠、腰帶、武具、器皿和進口物品,揭示其為等級顯著的高發展社會,且與歐亞大陸往來密切,建立起跨越區域的交流互動。

圖5 4至5世紀〈金片串珠附曲玉頸胸飾〉,金、玉、玻璃,長43.5公分,國立慶州博物館藏,慶州5854 ©國立慶州博物館
圖6 5世紀〈金製太環耳飾〉,5世紀,8.7×3.8公分,國立中央博物館藏,國寶6255 ©國立慶州博物館

一件出土於月城路13號墓四至五世紀的〈金片串珠附曲玉頸胸飾〉(圖5),是由七串靛藍色玻璃珠編織而成,底部懸掛一塊淺綠曲玉,間隔排列的矩形金飾則起到防止珠子纏繞的作用。整體搭配色澤鮮明,透露一股威儀貴氣。另一對發掘自普門里夫婦塚的五世紀〈金製太環耳飾〉(圖6),主體是由橢圓中環和較大圓環組成,環下垂掛眾多大小不一的心形裝飾。匠師透過精心設計,以中空結構來減輕重量,並採用鏤金細工技法,把各部件緊密結合起來。這類金工技術原從西域傳入,可見於大多數的新羅金飾,此件成品則最具代表性。

圖7 5世紀〈金製外冠〉,金、玉,主冠:27.7×19公分,國立慶州博物館藏,國寶9435 ©國立慶州博物館

如太陽般耀眼的黃金,作為神聖權威的光輝象徵,最能體現於新羅王冠之上。這類冠冕由皇室貴族佩戴,並搭配珍貴飾組,涵蓋耳環、吊墜、手鐲、戒指和腰帶等。1921年在後來被命名為金冠塚的陵墓裡,發現了第一頂金冠與配件,年代為五世紀。首先在外冠上(圖7),正面是三層樹狀出字形的立飾,左右各為兩個鹿角形裝飾,周圍均添加點狀紋樣,並以金線懸掛曲玉和吊墜。下方另掛數排的金鏈垂飾,是由細環連接且以心形吊墜均勻間隔,末端亦垂掛鑲金曲玉。此類模仿樹枝或鹿角的樣式,代表人與自然的連結,例如樹木被認為是維繫天地的橋樑,鹿則是神聖而受人敬仰的動物。

圖8 5世紀〈金製內帽〉,金,高17.6公分,國立慶州博物館藏,國寶9435 ©國立慶州博物館
圖9 5世紀〈金製翼形冠飾〉,金,高40.8公分,國立慶州博物館藏,國寶9435 ©國立慶州博物館
圖10 5世紀〈金製銙帶〉,金、玉、玻璃,長131.4公分,國立慶州博物館藏,國寶9415/9416 ©國立慶州博物館

至於內帽部份(圖8),整體是由數塊金片組成。每塊金片上都有不同紋樣,包括鏤空三角形、菱形與正倒T字形組合、魚鱗紋及鏤空心形紋等,各具巧思特色。而附加的翼形冠飾(圖9),構造布局帶有複雜的鏤空圖案和眾多吊墜。此種使用鳥翼作為靈感來源,反映新羅人的信仰傳統,被認為與巫覡習俗相關。最後還有銙帶(圖10),其上端由方形金片組成,添加以金絲串起的細小圓形金葉,下方則為17串長短不一的金鏈,末端皆綴有具象徵意義的不同墜飾。主要依身分和職位差異,來佩戴不同材質、顏色和數量的飾物配件。上述這些作品的設計樣貌,具體顯示新羅王國珠寶冠冕的通用基本款式,映現頂級工藝技巧與精緻細節。

圖11 6世紀〈鑲嵌石榴石和玻璃匕首鞘〉,金、石榴石、藍玻璃、寶石,36×9.05公分,國立慶州博物館藏,慶州42429 ©國立慶州博物館
圖12 6世紀〈琉璃盞〉,玻璃,高7.4公分,國立慶州博物館藏,慶州2386 ©國立慶州博物館

此外從罕見考古文物裡,也揭示新羅已融入與歐亞大陸的貿易、工藝和外交網絡中。來自雞林路14號墓六世紀的〈鑲嵌石榴石和玻璃匕首鞘〉(圖11),其與哈薩克考古發掘出的一把匕首相似,可能是在黑海沿岸或中亞地區製造。匕首之鞘和柄上皆飾有薄層金片,上頭鑲嵌金珠飾帶構成多種圖案,並點綴石榴石和玻璃片更添華麗。另一件同為六世紀的〈琉璃盞〉(圖12),出於知名的天馬塚,是採用模吹法技術,即把液態玻璃透過吹管注入刻有條紋和玳瑁紋樣的模具內。此件器物大概源自地中海周邊或薩珊波斯,經由海陸路線傳入新羅。因為物稀珍貴,僅供皇室貴族人士使用。

寶劍與佛陀:神聖合一

圖13 5至6世紀〈鎏金銅馬鞍後座鞍套〉,金、銅、木、黑漆、皮革、絲綢,33.9×53.3公分,國立慶州博物館藏,慶州2304 ©國立慶州博物館

六世紀時新羅經歷變革,為國勢崛起奠定基礎。譬如朝廷有系統地採用漢字,確立為行政工具,統一運作管理而促進中央集權。另外雖然佛教在朝鮮半島已流傳數世紀,但直到527年,佛教才被王國正式接納,為君王提供一套結構化的意識形態。同時在此背景下,「花郎(Hwarang)」應運而生,以肩負組織和護持王權為重任。花郎是由年輕貴族與平民組成,成員接受武術、詩歌和紀律訓練,奉行忠、孝、信、勇、義等道德準則,對軍務精神產生影響。一件出自天馬塚五至六世紀的〈鎏金銅馬鞍後座鞍套〉(圖13),內以木製鞍架為骨幹,外部採行鏤空技藝,亦使用鍍金模具製造,是當時社會重視馬術兵事的有力佐證。

圖14 7世紀〈陶製土俑像〉,陶土,高16.5公分,國立慶州博物館藏,慶州7149 ©國立慶州博物館

隨著新羅王國的擴張和統一,其信仰範疇也日益多元。早期喪葬習俗逐漸被新儀式取代,例如逝者可以選擇土葬或火葬,骨灰便放入陶罐中。在一些陵墓中,能發現逝者身邊擺放描繪日常生活場景的小型雕塑,而十二生肖人型像則是用作守護陵墓。此時陵墓規模雖逐漸縮小,但包括佛塔和寺廟在內的佛教建築卻蓬勃發展。出土於皇城洞的七世紀〈陶製土俑像〉(圖14),展現一位女子端莊秀麗的容貌模樣。她身穿新羅服飾,左手輕掩口部,右手握持瓶器,鞋尖微露在外,無論身姿意態或衣裙褶皺無不生動傳神。

圖15 7世紀〈鎏金銅板菩薩坐像〉,金、銅,高22.1公分,國立慶州博物館藏,雁鴨池963 ©國立慶州博物館

新羅首位女王──善德(632—647在位),是佛教、藝術和科學的贊助者。她曾下令建造瞻星臺,是東亞現存最古老的天文臺,確立科學知識、政治王權和宇宙秩序間的聯繫。此外自676年起,文武王(661—681在位)開啟統一新羅的和平時期,促進宗教、文化和政治開展,使之成為東亞強國,同時一種精緻的宮廷藝文風格亦煥發興盛。源自仁王洞雁鴨池(東宮月池)的七世紀〈鎏金銅板菩薩坐像〉(圖15),採用失蠟法鑄造,並透過底部釘鏃插入佛龕的方式來進行安置。前頭主尊展示蓮花坐姿,雙手合十,面容寧靜祥和,散發靜謐之美。而後方天衣升騰而起,與身光與火焰紋巧妙相連,表露強烈動感。

蓮月之下:神聖佛教藝術的覺醒

圖16 約679年〈綠釉四天王像磚〉,陶土、綠釉,高52公分,國立慶州博物館藏,慶州199 ©國立慶州博物館

佛教在新羅發展成為重要的文化、藝術和精神力量,寺廟、僧院和佛塔遍布四處,逐漸確立自身作為王國之信仰寄託、美學語言和政權工具的地位,到了統一新羅時更有著「佛陀之國」的美譽。例如位於郊區的石窟庵與佛國寺,兩地保存著最令人嘆為觀止的遺跡。而坐落在市中心的皇龍寺,則是一座宗教及政治建築群,推斷為韓國史上規模最大的佛教寺院。展品〈綠釉四天王像磚〉(圖16),出自地處狼山半山腰的四天王寺,其為新羅統一後,於679年建立的護國名剎。此件陶磚主要用於裝飾佛塔基壇,人物及神獸造像線條流暢,神情威猛精神昂然。

圖17 約692年〈黃金如來立像〉,金,高14.4公分,國立中央博物館藏,國寶14753 ©國立慶州博物館

朝鮮半島於七世紀統一後,新羅與唐朝保持正式的外交關係。八至九世紀期間,兩國使節往來、遊學和貿易日益頻繁,使得藝文風格和宗教模式得以深度交流。皇室成員、學者和僧侶相繼前往長安,研究佛典並體驗修行。譬如禪宗於七世紀傳入,並在九世紀為成主流,同時也促進茶文化的傳播。一尊來自九黃洞皇福寺的〈黃金如來立像〉(圖17),原為692年供奉於寺中的三層石塔內。佛像由純金打造完成,面容和善莊嚴,目光直視前方,帶著一抹微笑。後方的鏤空圓光和火焰紋,展現金匠手藝的高超善巧。從頭身比例及衣褶形態來看,這尊佛像透露統一新羅早期的一種新風格。

圖18 5至7世紀〈金銅半跏思惟像〉,金、銅,高26公分,國立中央博物館藏,新收4165 ©國立慶州博物館

新羅佛像的雕塑藝術成就達至高峰,匠師創作的佛菩薩像寧靜祥和,製作精良形式典雅。他們並非試圖模仿可見世界,而是把無形靈性予以具象化,傳遞一股悲智雙運的理念。其嘗試超越單純的現實再現,願欲成為通往覺悟的道路,為連結物質世俗與超脫勝義的橋樑。出土於梁山勿禁邑地區,年代約為五至七世紀的〈金銅半跏思惟像〉(圖18),尊者的右腳搭置左膝,右手輕觸臉頰,左掌安放踝上,面龐微微低垂,彷彿正處於沉思冥想之境界中。菩薩圓潤飽滿的臉上還帶著一絲淡淡笑容,衣褶刻畫也十分精細,被認為是亘古通今極具美學價值的佛教造像。

石窟庵:恆久剎那

本展的最後亮點,乃聚焦新羅佛教藝術的瑰寶─石窟庵。其位居吐含山,主體始建於8世紀,正值新羅統一時期,1995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從前部廳室到圓形佛殿,參訪者彷彿踏上象徵性的證悟之旅。洞窟中央是釋迦牟尼佛端坐於蓮花座上,體現彼時宗教造像特有的寧靜與平衡。主尊周圍環繞著菩薩、羅漢、弟子和護法神祇等,構成一個理想的精神社群。在這裡,建築、雕塑和信仰密不可分融為一體,成就不朽莊嚴與超凡脫俗。石窟庵堪稱完美地詮釋出新羅文明之精髓所在:神聖與藝術以及世俗與永恆的和諧共存。

新羅:黃金與神聖(Silla: Gold and the Sacred)

法國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2026/5/20-8/31